性靈源于古代詩以言志之論，性指本性，性情，本真；靈有靈機、靈巧之意，側重于情感表達的技巧，后來又加入了天賦、契機、生趣等含義。自南朝劉勰、鐘嶸之后很長的時期內，性情、性靈、情性在文學中出現的時候，只是側重點的不同，并不存在大的差別，都是在古典詩學性情論的語境中使用。明代中期以來，王陽明心學盛行海內，主張“心者天地之主”（《答季明德》），打破了程朱理學一統天下和思想學術的狀態。與此同時，傳統倫理對人性的進一步加深，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又刺激了個人主體意識的。明代社會隨處可見“存、去人欲”的，又隨處可見對、美色的追求。萬歷年間，王學尤其是其后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李贄，對程朱理學做了尖銳，提出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的發展，在文學上提倡“童心”，即“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說》）。劇作家徐渭提出“人生墮地，便為情使”（《選古今南北劇序》），湯顯祖倡言“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寄達觀》），都表現出以情反理的鮮明特征。派文學家袁宏道則將這股個性解放的與古老的“性靈”相結合，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宣言，“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敘小修詩》）。隨后，在其兄道、弟中道以及江盈科、陶望齡、雷思霈等一大批文學家的下，使“性靈”成為席卷時代的，大膽突破了傳統倫理對人性的，擴展了文學表現的內容。他們強調詩文創作當不受傳統倫理以及古人陳法的與，地抒發真情實感，即使言語拗口難工，也顯示出作者自己的本色與獨創，旗幟鮮明地反對七子末流的模擬蹈襲剽竊之弊。對于七子派“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的狹隘觀念，袁宏道承李贄之論而提出了“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的文學史觀，從七子派推崇并一味模擬的秦漢文、盛唐詩本身，找到了“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敘小修詩》）的因素，呼吁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力，無所依傍、天真率直地創造屬于自己時代的文學。性靈追求創作個體的情感體驗和生命本真，自然也就深入到了、瑣碎的社會生活，他們開始坦率地表達對生活的熱愛和“好貨”“好色”等生活的肯定和追求，注重創作主體在上的不倚，強調靈感觸發的創作沖動，以童心、幽默、風趣以及沖決傳統倫理之的，蕩滌了文壇剿襲剽竊創造的卑弱文風。

　　然而，晚明性靈文學在產生之初，在助推個性解放以傳統倫理的同時，也存在俚易庸俗、狂放怪誕之失，末流的創作又導致了新的文壇流弊。派自身的修正以及競陵派鍾惺、譚元春的另辟蹊徑已經不可能力挽狂瀾。加上明清鼎革，廣大士人飽經動蕩之苦和之痛，一代知識人進行了深刻的，尤其是顧炎武等思想家嚴厲以李贄為代表的王學了，甚至將其與“神州陸沉”“五胡竊據”相聯系。故而他與錢謙益、黃羲、傅山、魏禧等都呼吁文人回到古學，尤其是的立場上，重建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于是，被派思想家激活的性靈又重新回到了中國古典詩學性情論的軌道上。這一文動取得的重要被清初文學家在理論建設與創作實踐中繼承。錢謙益肯定了性靈派對明代詩壇模擬復古之風的。金圣嘆以真情論文，又主張“靈眼覷見”和“靈手”（《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唐孫華強調學問以補性靈之空疏，舉凡政局民隱、無不攝入詩中。廖燕高度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創作了大量充滿懷疑的小品文和詩歌。尤侗推重性情又不囿于門戶之見。納蘭性德嘗言“詩乃，性情中事”“詩取自適，何以隨人”（《淥水亭雜識四》），他的詩詞是一己之壓抑沉悶和時代之悲哀的個性化傾吐，已初具清詩、清詞自身之面目。陳恭尹、梁佩蘭、屈大均皆強調性情之真。而葉夑則對晚明以至于清初的性靈文學思想作了集大成性質的總結，著重闡釋了詩歌以性情為基礎的，繼承并發展了派以來以至于清初的文學史觀，建立了反復古主義的詩學觀，解構了門戶之見與唐宋之爭的意義，并將其統攝到以《原詩》為核心的精湛的理論體系當中。葉夑后學吳雷發、薛雪、李重華、黃子云等將其詩學理論深化發展，并廣布于詩壇，深刻影響了清代中期以袁枚為代表的性靈。

　　清代中期盛行，理學更加嚴苛，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促使反傳統、反理學的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涌動。袁枚在思想上承李贄、袁宏道之衣缽，卻又多處李、袁，甚至動輒稱引孔子、六經來論證己說，以示自己與“”思想分道揚鑣。而事實上，袁枚性靈思想的劍鋒所指，與他的前輩李贄、袁宏道并無二致，是在清代被重新恢復為哲學的程朱理學。深受理學思想影響的沈德潛詩教原則而以格調論詩，主張溫柔敦厚，強調道統與復古，袁枚則針鋒相對，主張“人欲當處，即是”（《再答彭尺木進士書》），他認識到真情才是詩歌的靈魂，并從葉夑等前賢的真知灼見中獲得新的靈感和，從各個角度拓展性靈的內涵，卻不立門戶，使之能夠在理學思想嚴苛和高壓的里最大限度地沖破，張揚人欲與個性，強調、才情、生趣、創新，以一己之力，高舉性靈大旗，潮流，引領新風。一時俊彥靡然從風，有趙翼、鄭燮、洪亮吉、黃景仁、胡天游、孫原湘、汪中、孫星衍、王曇、舒位、張問陶、沈復、李汝珍等，都是張揚性靈旗幟的杰出詩人、作家。作品反映的內容也有了新的拓展，比如黃景仁《綺懷》組詩以自傳形式描寫私情，張問陶詩歌對浪漫愛情和甜蜜婚姻生活的表現，尤其是沈復的《浮生六記》，以自傳體寫出了與妻子陳蕓之間的生活瑣屑、浪漫愛情、幸福婚姻以及男女平等，更是以白描手法表現了自己美好的愛情、婚姻遭到以家長為代表的封建禮教，最終與妻子相隔的悲劇，凄愴悲切，更。這種反傳統、反禮教的散發著人性解放和思想啟蒙的。性靈發展的軌跡同時也了人性的歷程，為文學的演進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對個性、真情、復雜的內心世界的描摹也體現出對人性開掘的深度。因為對真的推重，文學關注的重心逐漸開始由宏大敘事轉向了個人命運、生活瑣屑。并且，這些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常見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