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出土于蒂拉丘地4號墓。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器服物佩好無疆”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展出。

《穆天子傳》中記載，周穆王到西方巡游用“器服物佩好無疆”來形容當地豐沛的物產和華麗的服飾。幾千年后的今天，借著“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東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一場展覽也用“器服物佩好無疆”作為主題，該展覽展出230余件（套）阿富汗珍寶。

“器服物佩好無疆”展覽，每一件珍貴的展品都詮釋著東西方文化的交匯。新京報記者了解到，清華大學藝博館用700多張圖將這些珍寶與其他文化的關聯做了對比，并著重突出了中國元素，展現了一個多元的、直觀的阿富汗。該展覽將持續至6月23日。

隨時等待“打包”出發的寶藏

展館中除了琳瑯滿目的異域珍寶，還陳列著10個大箱子，每一個箱子上都貼滿了通關認證，十分抓人眼球。

正是這些箱子，承載著這批珍寶“跑”遍了法國、意大利、荷蘭、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等國20多家博物館。“這次將部分箱子展出，想讓觀眾感受到一個‘旅行’中的展覽，感受它們隨時會‘裝箱走人’的狀態。”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說。

原來，這批阿富汗文物曾因戰爭一度被“湮沒”，2002年阿富汗國內局勢趨穩后，戰亂中流失、藏匿于各處的文物被學者們頑強地重新整理出來。此后，學者們決定要通過文物展覽向世界展示一個與曾經發生血腥暴力戰爭不一樣的阿富汗，以此來對抗恐怖分子毀壞古代文物、毀滅古文明的惡行。

2006年，戰爭中劫后余生的阿富汗珍寶，被運到法國集美博物館進行整理修復，之后便像個旅行者一樣穿越大洲大洋。

2017年3月起，它們開始在中國巡展。在故宮展出“一炮而紅”后，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館等多地博物館先后接力，所到之處掀起公眾對阿富汗文明與文化關注的熱潮。

“冥冥之中”來到清華園

此番這批阿富汗珍寶來到清華園，杜鵬飛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來形容這場“邂逅”。

“這批文物4月結束長沙的展覽后，原計劃7月份抵達南京博物院，隨后去香港開一場展覽，然后就要離境了。”杜鵬飛說，展覽能來清華，是借著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東風，今年1月份才最終敲定。

他表示，這批文物是展現亞洲文明再好不過的實物，又正好在中國境內，借著大會的契機，有緣在赴南京之前重回北京，作為“亞洲文明聯展”的分展，在清華大學亮相。

這次展覽，清華藝博館引用了“器服物佩好無疆”作為主題，典故來源于《穆天子傳》。書中描述周穆王到西方巡游以觀四荒，見到了西王母，也見到西方的吃穿用度、奇珍異寶，便用“器服物佩好無疆”來形容當地的物產、服飾。

杜鵬飛解釋道，西王母很可能由西方女神演化而來，中國傳統文化中并沒有對女神的崇拜，西王母當屬于外來文化。另外，周天子的故事發生在公元前10世紀左右，這批器物恰好從公元前20世紀到2世紀，時間上也是吻合的。并且只要你看過這批藏品，就會理解，找不到比“器服物配好無疆”更合適的詞來形容。

“文物本身足夠美好動人，周穆王西巡故事又與這批文物在東西方文化交融這一內涵上完全吻合，‘器服物佩好無疆’這句話簡直就是特別為這個展覽準備的，冥冥之中安排好了。”杜鵬飛告訴記者。

看點1

展陳幾千年前的阿姆河文明

阿富汗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古即是多種文化和文明交匯的中心。亞歷山大東征在這里建立過希臘化城邦；游牧的月氏人曾占領過這片土地；中國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時在這開啟了絲綢之路，密切了雙方往來。在地理位置上，阿富汗被東方的帕米爾高原、南部的南亞次大陸、西方的伊朗高原和北方的中亞草原地帶所包圍，處于歐亞大陸中特殊的心臟地帶，自古即是多種文化和文明交匯的中心，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稱。

本次展出的珍寶，上至四千年前，連接著青銅時代的古老文明，保留著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后的希臘文化，并與中國歷史中的張騫、玄奘等暗合。230余件（套）阿富汗文物，按四個出土地點，即法羅爾丘地、阿伊哈努姆古城遺址、蒂拉丘地和貝格拉姆古城遺址劃分單元，分別展示了青銅時代、希臘化時期、月氏人入侵至貴霜王朝建立之前、貴霜王朝四個歷史時期的珍貴文化遺產。

在法羅爾丘地的單元中，展示著幾何紋金杯、公牛紋金杯等金銀器，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比如展出的1號杯中的凸字紋（階梯紋），是中亞早期文明中十分常見的紋飾，而4號杯上的胡須公牛形象，顯然來自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它們隸屬于中亞地區青銅時代的一個定居型文明——阿姆河文明。

考古發現的證據顯示，該文明區域范圍以阿姆河流域為中心，包含阿富汗、土庫曼斯坦東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900年。與西部的伊朗高原早期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以及其南部的印度流域文明有著密切關聯。

在第二個阿伊哈努姆古城遺址的單元，觀眾則會感受到濃郁的“希臘風”。該遺址曾被認為是在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之后，于公元前4世紀末建立的。但據新近的相關研究，應該為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安條克一世在公元前280年開始大規模營建的，并在公元前2世紀希臘－巴克特里亞國王的統治下得到進一步發展，直至約公元前145年游牧人的入侵而導致毀滅。

遺址內發現的大量錢幣、石器、青銅、神像和人像等，均打上了深深的希臘化的烙印。展出的科林斯式柱頭、半球形日晷等都體現著當時的希臘風格。

看點2

串起張騫和玄奘的足跡

該展第三個單元為蒂拉丘地的黃金寶藏，時間線在月氏人入侵至貴霜王朝建立之前。

提起月氏人，中國觀眾并不陌生，據《史記》《漢書》記載，本居住于敦煌和祁連山之間的月氏人，被匈奴人打敗后，一路向西遷徙，征服了“大夏”，通常認為“大夏”就是希臘人后裔建立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公元前129年，張騫到訪了月氏人建立的“大夏”，就此打開了雙方的商業通道。

1978年，由前蘇聯和阿富汗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在此地發掘了6座豎穴土坑墓（1男5女），出土了超過2萬件金、銀、銅、象牙、寶石等各種材質制作精美的文物。這批數量驚人的寶藏，將多種文化傳統和藝術風格融合在一起，表現出了獨特的跨文化特征，是絲綢之路上迄今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據介紹，墓中出土的安息銀幣、羅馬金幣、希臘神靈、中國西漢銅鏡與絲綢、敘利亞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風格黃金飾品等，證明了公元前后的阿富汗作為文明十字路口的國際性、創造性和多樣性。

杜鵬飛告訴記者，中國古代有很好的文獻記載傳統，傳世文獻多，但出土的東西畢竟有限，需要更多考古發現來印證，這些珍寶就是很好的佐證。

展覽第四個單元是貝格拉姆古城遺址的珍寶展示，來自貴霜王朝的鼎盛時代，也正是在這個時代，發源于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藝術得到了空前發展，并且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巧合的是，公元644年，唐僧玄奘曾路經此地，《大唐西域記》記載的“迦畢試”便是這里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法國駐阿富汗考古代表團（DAFA）開始調查和發掘貝格拉姆古城遺址。1937年和1939年的兩次考古發掘，先后發現了約2000件珍貴文物。有希臘羅馬風格的青銅鑄像和石膏浮雕、印度的象牙雕件、敘利亞的玻璃、埃及的銀器和石制器皿等——甚至，還有9件中國漢代的漆器。

貝格拉姆古城遺址與意大利龐貝古城幾乎同時發掘，成了當時世界考古學和藝術史學界的盛事。不過遺憾的是，該遺址已經毀于20世紀晚期的戰爭年代。展覽中，彩繪高足杯、塞拉比斯-赫拉克勒斯銅像等還在訴說著這批文物的滄桑。

看點3

“黃金之丘”隱藏的中國元素

為了這次在清華的展出，策展人談晟廣春節期間都在加班，重新梳理了每件展品的每個詞條，對每件展品的文化含義做了闡述，用700多張圖將這些珍寶與其他文化的關聯做了對比，并著重突出了中國元素。

在展覽第三單元，“黃金之丘”蒂拉丘地的黃金寶藏中，就隱藏著諸多中國元素。比如一對用于拴系短劍的帶扣，扣身均飾有豹紋，豹首和前爪清晰可見，腹部以下不見，變化成了抽象的卷曲紋飾。這與西漢漆器、銅鏡等器物上常見的紋飾如出一轍。

為什么中亞地區的動物紋飾和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所產的漆器紋飾會有關聯？談晟廣解釋稱，一個較大的可能是，漢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為抗擊匈奴，派使者出使烏孫國（位于巴爾喀什湖東南、伊犁河流域），烏孫王獵驕靡愿與大漢通婚，于是漢武帝欽命因試圖謀反而自殺的江都王劉建之女劉細君為公主，和親烏孫。作為嫁妝，原江都國（今江蘇揚州）的漆器以及其上的紋飾可能也帶到了中亞。

此外，展出的出土于腳踝部位的靴扣，圓框造型內表現的是神獸拉車的場景。車上一人，側身，穿著寬袖式衣服，抬頭上望，手扶圍欄，從發式看，很像是中國古人的樣貌。扣飾背面，還可以看到清晰的織物印痕。有學者認為這是采用中國的“失蠟-失織”的工藝制作的，這種工藝最初可能始于戰國時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燕國，一直延續到西漢，曾被廣泛運用。

談晟廣介紹，蒂拉丘地出土文物受中國影響最明確的例證，是在 2號、3號和6號三座女性墓中，墓主的胸部位置均出土了一枚鏡面朝下的西漢晚期銅鏡。“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銅鏡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制鏡的原則主要是象天法地，用在墓葬中，則被賦予映照宇宙、溝通天地的功能。這三枚銅鏡均放置在胸口位置，不能僅僅以簡單的照容功能來解釋，說明某些中國與銅鏡相關的信仰，可能已傳播至此，抑或可能被賦予新的意義。”

記者了解到，本次展覽還設置了“阿富汗考古與藝術文獻展”的附屬單元，通過回顧阿富汗考古學藝術史發展歷程，總結其中的經驗得失，去陳述一個多元的、直觀的與中國文化因素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阿富汗。（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