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社會學的主流是非理論的。     我大概就屬于這個主流。自從在美國學了社會學，就對理論產生了反感，后來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論上的殘疾人”。當然，我不應當拿北美社會學的實證主流為自己辯護，不喜歡理論本是我內心的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長大的環境為自己辯護——我總覺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人犯了一種“理論過多癥”，各種所謂“理論”充斥于我們的生活，連二十歲的大學生都言必稱“主義”。記得我在匹茲堡大學的導師、著名歷史社會學家許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對我說：你們這些大陸來的學生說起話來怎么總愛用些大名詞。的確，就像一個人因為吃某種東西太多吃傷了一樣，我對理論就有這種感覺。由此你可以知道，當我看到弗雷澤所說的“我確信，一切理論都是暫時的，唯有事實的總匯才具有永久的價值”（弗雷澤，孫珉編，第9）這句話時，我為什么會對他懷有共鳴甚至是有點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澤東關于外因內因的說法，上述情況都是外因，內因是我自己總是受到“事實”這個東西的強烈吸引。我做社會學研究，總是帶著一種愛麗絲漫游奇境的感覺，看到什么都覺得新鮮、有趣，而且總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樣感嘆一聲：啊，真是越來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讓我覺得新鮮、聞所未聞，我的興趣就會立即下降。就因為這個，我做了男同性戀的研究——一個女人做這種研究真是夠奇怪的，我一點也不怪很多國內國外的記者一再對我提同一個問題：你為什么要搞這個研究？我猜，他們想聽的是“我是個同性戀”或者“我想幫助同性戀”     之類的回答，可我讓他們失望了，我的回答總是：我覺得這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好題目。我說的是真話。我只是覺得同性戀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條件。當然，它還并不是充分條件。換言之，如果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有可能去研究它，但并不一定去研究它；但是，如果一件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根本不會去研究它。     提到好奇心，許多人都羞于承認它可以成立為做研究的理由，以為這就使研究成了一種“跟自己玩的游戲”（�？掠谜Z）。     但正是大師福柯本人為這種研究動機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釋自己的研究動機時曾說：“至于說是什么激發了我這么做，那則很簡單……不過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唯一值得帶著一點固執去遵從它驅使的那種好奇心。”（福柯，第163）你當然可以理解，我為什么會對�？碌脑捯残膽迅屑�。     他在我心中地位崇高，這一點有我引文的數量為證。     從1994年起，我開始做這項研究：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     這項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結構化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