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科技部啟動了“《中國癌癥地圖集》編制”項目，預計在未來4年內，經過全面的數據搜集和研究，重新繪制中國癌癥地圖，呈現當下中國癌癥的“家底”。

　　三十五年前繪制的“中國癌癥地圖”終于宣告在未來4年內更新，這份過度陳舊的數據已經落后于現實，中國癌癥研究亟待一份新的癌癥地圖。第一份中國癌癥地圖繪制項目的負責人黎均耀回憶起了那次聲勢浩大的全國調查，而今，他更期盼后來人作出更準確的研究。

　　蕭霞(化名)是廣東貴嶼鎮南陽村的一位農婦。她的兩個姨丈，均在近年因患肝癌去世，去世時年約40。她的鄰居，熟識的阿姨及其丈夫，也均因癌癥去世，同樣年約40歲，“村里50到60歲的人，有很多都被查出癌癥”。村里人都很疑惑：被污染的環境和癌癥之間，是否有關。

　　新版“癌癥地圖”將出爐

　　2013年6月，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功煥所帶領的團隊，經過八年的研究，描述了淮河流域過去30年來水環境變化和當地人群的死因。

　　楊功煥團隊所作的研究，證實了淮河流域部分地區癌癥高發與淮河水嚴重污染之間，存在相關性。

　　楊功煥的團隊發現，在淮河流域，污染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地區，恰恰是消化道腫瘤死亡上升幅度最高的地區，其上升幅度是全國相應腫瘤死亡平均上升幅度的數倍。而空間分析結果則顯示，嚴重污染地區和新出現的幾種消化道腫瘤高發區的分布高度一致。

　　淮河流域的研究，或出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此地消化道腫瘤高發報道。

　　類似的研究何時出現在貴嶼鎮尚未可知，但未來4年內，將會有一批科研工作者來到貴嶼鎮，摸查這里的惡性腫瘤的發病率、患者死亡率、存活率等數據。

　　2014年8月，科技部啟動了“《中國癌癥地圖集》編制”項目，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牽頭，分為“中國癌癥基礎數據資源建設研究”、“中國癌癥地圖模型的建立”和“多源數據建模在估計不同維度癌癥發病和死亡率中的應用”三個課題。通過整理分析全國腫瘤登記數據、三次全國死因調查數據和各相關年份的人口學資料，繪制、出版以縣(區)為單位的新版《中國癌癥地圖集》。

　　在全國腫瘤登記中心主任陳萬青看來，4年后將出版的中國癌癥地圖必將在惡性腫瘤研究領域產生重要影響，“它一旦做出來，描述的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惡性腫瘤最新的情況分布。”

　　首版地圖源自林縣食管癌

　　當地時間10月12日清晨，黎均耀在華盛頓的寓所電腦邊坐下，電腦里還存留著由他即將出版的《預防腫瘤學》。黎均耀在緒言中寫道，“至今已有充分科學證據顯示，全球半數的癌癥死亡是可以避免或可預防的(我國的相應百分比更高達57.4%，男性65.9%，女性42.8%)。”黎均耀告訴記者，他仍會不時回國參加學術會議，“有時候也和年輕人聊，讓他們借鑒我們的經驗。”這些“年輕人”中，就包括陳萬青。和當年的黎均耀一樣，陳萬青也是新版癌癥地圖繪制項目的負責人。

　　黎均耀今年年近八旬。大約40年前，他是當時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的學術領頭人之一，擔任“1973-1975年全國八億五千萬人口死因回顧調查”項目技術指導組組長。這份持續時間長近10年的調查，最終形成第一項成果：中國惡性腫瘤地圖集。

　　他表示，中國首個腫瘤地圖，起于當時河南林縣上報中央的“怪象”。

　　黎老回憶說，上世紀50年代末，來自時任河南林縣縣委書記向中央報告說，林縣有‘三不通’，一個是水不通，急缺水，一個是路不通，被圍在山里，第三個是食管不通，后來知道就是因為食管癌，那時候周總理知道了，他很重視。隨后一支醫療考察隊在1958年、1959年期間進入河南林縣進行考察研究，黎均耀也是其中一員。

　　“去到林縣，才發現有些地區的老百姓死因最多的是癌癥，那時候才開始有‘癌癥高發’這樣的概念。”黎均耀說，花了有十幾年的時間，才摸清出了林縣一個縣一百多萬人口，到了70年代初，才確認林縣是惡性腫瘤高發區。

　　“弄清中國人的死因。”幾乎是新中國衛生工作的基礎性一環，黎老說，林縣的調查，使得我國最初一批包括黎均耀在內的科研工作者積累了經驗。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三省一市食管癌死亡回顧調查項目隨后展開，黎均耀同樣是項目負責人。

　　“林縣的調查，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也讓我們意識到死因調查，尤其是惡性腫瘤死亡調查的迫切。”黎均耀回顧，“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三省一市食管癌死亡回顧調查”最終初步繪制出該地區的食管癌地圖，為此后第一次中國癌癥地圖調查奠定了基礎。

　　癌癥地圖救了很多人性命

　　上世紀70年代初，幾乎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死因調查——“1973-1975年全國八億五千萬人口死因回顧調查”正式啟動。

　　黎均耀說，那時候，全國范圍內，一百多萬的醫療工作者參與其中，除了臺灣地區，去到2000多個縣區，“那時候條件所限，很多數據都是數出來的，工作做了很多年，直到60年代末才引進了打孔的計算機。”

　　這次全國范圍內的人口死因摸查，實際上形成了兩份成果，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惡性腫瘤地圖集”，二是“全國人口死因地圖集”。前者先前于1978年發表，并在當年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以及衛生部科學技術甲等獎。

　　“通過這份地圖集，我們第一次摸清了占世界1/5人口大國當時的惡性腫瘤分布，這對全人類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貢獻。”黎均耀說。

　　在這份地圖的基礎上，惡性腫瘤的病因防治控制得以在全國范圍內有目的地展開，拯救了許多生命。

　　黎均耀介紹，當初的調查結果中，有很多地區的數據非常突出，比如江蘇啟東的肝癌數據突出，廣東中山鼻咽癌的數據很高，河南林縣則是食管癌，“很多患者死得莫名其妙，也沒有什么死因調查。”

　　黎均耀介紹，過去幾十年時間里，在食管癌高發區河南林州市，居民食管癌發病和死亡率下降幅度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在云南宣威縣婦女肺癌高發區，通過改建爐灶和加強通風，控制室內燃煤空氣污染等措施，已使該地區的婦女肺癌發病和死亡率顯著下降。這些都是癌癥地圖的作用。

　　“癌癥村”是一種誤導

　　1978年之后，地圖集的數據開始了“沉睡”。但現實的數據則一直跳動不安。這其中，淮河流域各一級、二級支流沿岸農村的癌癥高發狀況，最為引人關注。

　　河南沈丘黃孟營村村民的悲慘遭遇最早被發現。該村位于淮河的最大支流沙潁河南岸約2公里處，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村中開始出現先天性失明、聾啞和肢體殘疾。當地媒體調查發現，從1990年之后的15年間，總人口約2500人的黃孟營村，有116人死于癌癥。其中，“水難喝”是該村村民共同的感受。

　　此后，淮河流經的河南、安徽、江蘇等地，類似黃孟營村的情況陸續被曝光。“癌癥村”的說法被提了出來，甚至有人制作出一份“中國癌癥村地圖”。

　　在陳萬青和黎均耀看來，這種說法“十分外行”。“在專業研究領域中，根本沒有‘癌癥村’這樣的概念。一個村的人口可能就一兩千人，即便有上百人得了惡性腫瘤，在研究中，也只是萬分之幾的發病率，僅僅在一個村的數據上得出‘癌癥村’的概念，在統計學上是沒有科學依據的。”黎均耀說，即便對江蘇啟東的調查，最終也是得出這里是肝癌“高發”的結論“癌癥村”是一種誤導。

　　黎均耀：“癌癥村”是外行創造的名詞

　　黎均耀，原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腫瘤醫院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教授。1960年畢業于武漢醫學院衛生系。是我國腫瘤流行病學和預防腫瘤學學科開拓者之一。曾任“1973-1975年全國八億五千萬人口死因回顧調查”項目技術指導組組長和“全國食管癌病因綜合考察隊”隊長，主持“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三省一市食管癌死亡回顧調查”。

　　記者：時隔35年癌癥地圖才更新?

　　黎均耀：實際上2000年前后有過兩次全國人口死因調查，但只是抽查了10%的人口，沒有覆蓋全部。這么多年，我們的衛生工作投入太少，只占GDP的幾個百分點，顯然是不夠。美國也已經重新繪制三四版了。

　　記者：“癌癥村地圖”是否科學?

　　黎均耀：“癌癥村”這個詞語其實是一些外行創造的詞，缺乏科學性，專業科研人員并不認可這樣的表述。一個村的人口很少，僅憑幾百人上千人的數據，就來下定論說是癌癥村，在統計學上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至少需要經過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跟蹤觀察，量級要到十萬以上，才敢作出初步判斷。“癌癥村”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一種誤導。可惜環保部門也不熟悉，只能被動去應對這樣的說法。

　　記者：幾十年間中國癌癥形勢有何變化?

　　黎均耀：1973年到1975年的那次調查，得的都是“窮病”，都是落后國家常見的惡性腫瘤，主要是胃癌、食管癌、肝癌等，發達國家常見的是肺癌、結腸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是完全不同的。過了幾十年以后，我們第三次抽樣調查的時候，“窮病”比例少了，現在第一位反而主要是肺癌。

　　記者：楊功煥的研究證實了水污染和惡性腫瘤之間的關聯性。

　　黎均耀：是的，尤其是中國，地域遼闊，人口多，不同地區的人的生活習慣、自然環境，都可能是癌癥的誘因。所以現在的癌癥地圖什么樣，也很難預計。情況太復雜了，比如在河南林縣，我們發現營養跟惡性腫瘤之間也存在關系，居民的食用油，一年不到一斤兩斤。但可能到了其他地方，又沒有事。

　　記者：飲食致癌?

　　黎均耀：是的，我國不同的地方都有鮮明的飲食習慣，改是不可能了，但是看能否進行引導，至少是以有利人體健康為導向對飲食進行一些改變。現在中國人除了癌癥，也有很多代謝病，超重，運動過少，都很令人擔憂。

　　記者：有沒有更好的避開癌癥的方式?

　　黎均耀：有的，地中海沿岸國家的人們是很好的，他們飲食以魚為主，吃橄欖油，和蔬菜水果，還有一些堅果，也喜歡騎自行車運動。已經有實驗證明了，其他因素控制的情況下，地中海沿岸國家的人們惡性腫瘤的各項數據都明顯降低的。可以借鑒。

　　新“癌癥地圖” 可動態查詢

　　陳萬青告訴記者，目前腫瘤登記中心在全國分布三百多個登記點，覆蓋全國約20%的人口，登記中心的數據，將是新版中國癌癥地圖的重要數據來源。但在腫瘤登記方面，我國仍然處在滯后的階段，全國腫瘤登記中心會以3年的時間延差發布“全國腫瘤登記年報”，目前的數據仍然只停留在2009年。

　　目前，在全球137個國家中，有665個以人群為基礎的腫瘤登記機構及眾多的以醫院為基礎的腫瘤登記單位，為腫瘤綜合防治提供基礎數據。而我國在醫院為基礎的腫瘤登記方面很滯后。

　　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任何一家醫療機構建立起醫院為基礎的腫瘤登記報告系統。

　　“最大的不同是肺癌”，陳萬青說，初版的癌癥地圖中，中國人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是胃癌，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大量數據顯示，中國人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是肺癌。

　　“新版的地圖，將是動態的，可以實時更新，就像天氣預報一樣可以查詢，過去任何一年的數據。”陳萬青說。

　　目前，“《中國癌癥地圖集》編制”項目已經啟動，項目成果預計于2017年出爐。屆時，將對我國癌癥防治起到重要作用。

　　陳萬青表示，目前新版中國癌癥地圖的研究工作剛開始。新版癌癥地圖的出路將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新版癌癥地圖，將更全面地了解我國目前癌癥負擔的分布，能讓我們更有的放矢地制訂腫瘤防治策略。其次，讓我們了解不同地區不同腫瘤的分布情況，尤其是確定哪些地方高發，可以提高惡性腫瘤病因學的研究效率。此外，腫瘤研究是沒有國界的，中國癌癥地圖的繪制，對于全球的腫瘤研究者來說，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現場，所謂“研究現場”，比如食管癌的高發地區，可能一個地區的病例數量相當于別的地區一個國家的數量，集中的病例，能為全世界對某一種惡性腫瘤的研究集中提供病例，提高研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