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說，你快給我講個笑話。我于是就說了一個。從前有個人，他說，他愛我。”這是阿飛的冷笑話。洪晃說：“我特別喜歡吳虹飛的《活得像個笑話黃緞子》。終于有一個不正經的女作家，敢用女性視角的幽默去講黃笑話。過去這種緞子都是男人織的。” 導演彭浩翔說：“吳虹飛的黃段子該全是她個人經歷，就是因為身邊色鬼太多，無暇作正事。最后，她想通了，直接把對話寫下來，就成了正事。只能說，飛，算你狠。”

　　這是阿飛的第13本書。在整個的校史里，10年出了13本書和3張搖滾唱片的畢業生，她是唯一。還有半張唱片躺在抽屜里，用她的話說，她在等待更令人驚喜的作品。當年，阿飛還沒想過靠文字為生。作家格非剛進入任教時，便積極約見了她，鼓勵她專心寫作，成為作家。然而那時的她義無反顧地在心里回絕了。她要當一名白領。她的理想是賺錢養家，最后成為一名中產階級的家庭婦女。

　　而作為一名型的婦女，阿飛另一個愛好是嘲笑自己。她在深夜里異常勤奮地寫博客，短短幾年間寫了上千篇博客，在幾百萬字的博客里，她時常、慘無地挖苦自己。比如，“當年婁燁拍《頤和園》，要拍80年代大家讀詩的情形。換衣服時，許多群眾演員排著隊領80年代的舊衣服。輪到我時，副導演一邊麻利地發衣服，一邊對我說：你！不用換了。”

　　少部分文藝青年也許還記得幸福大街樂隊的來歷。那個她和吉他手小龍的樂隊。她這輩子的大部分智力和精力，都花在戀愛上了。用了6年的諾基亞手機，只能存200條短信，她不換，因為害怕丟失小龍發給她的每一條短信。后來手機終于壞了，無法接聽，她換了一部新的諾基亞，舊的放在床頭的抽屜里。

　　她作為記者時因為采訪黃健翔而與對方陷入“采訪門”，口水仗打得極為猛烈，其后又與有了過節兒。做記者時她說：“我的視角未必是一個非常好的視角，我認為我會全面看待他們，而不是從某個角度，我尊重他們、傾聽他們，很少提性的問題。我想做一個社會學研究者，而不是一個新聞記者。”

　　這兩年她過得并不順利。去年冬天她帶著吉他為“失去的愛情”去賣唱，準備賺個幾百塊錢款待朋友，結果在王府井地下通道被帶走，審問一番，她說，“麻煩你幫我找回我前男友。”微博上的人們頓時都覺得非常歡樂。11月11日，只關乎愛情的演出也被打斷。

　　如今，她的搖滾同行都拿了，她的同事都晉升了。她只能廢物利用，把這些自毀形象的文字，織成了一大塊閃閃的黃緞子，放進自己的書里。《活得像個笑話黃緞子》，她似乎也在自嘲這幾年她也“活得像個笑話”。

　　加繆說，誕生到一個的世界上來的人唯一真正的職責是活下去，是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自己的。一個人不能永無盡止地寒冷。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吳虹飛至少代表了一部分勇敢的人，以理想主義的情懷，平庸、瑣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