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女性要寫小說，必須有錢，必須有自己的房間才行？職業女性算是邊緣化人物類型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群

　　職業女性算是邊緣化人物類型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群體，工作對她們自身及其他人物都至關重要，既是故事背景，又是情節發展的推力。但是在很多作品中，職業女性要么以配角現身，要么根本沒戲份。幾百年來，關于女性的小說幾乎都以兩性關系為主題，即便是《米德爾馬契》中多蘿西婭·布魯克那么入世的女性也無法免俗。亨利·詹姆斯1881 年完成小說《貴婦畫像》，他在1908 年寫的前言里說：我要寫一位內心復雜、聰穎狡黠且年輕貌美的女性，她依靠自己而不是男人去“公然命運”。我承認莎士比亞、喬治·艾略特和其他作家都寫過“有所成就”的女性人物，但這些女性人物的成就都得益于與其過從甚密的男性人物。誠如詹姆斯所言，如果他真想刻畫出《貴婦畫像》前言里提到的那種女性，便免不了這樣的思考：她會怎么做？

　　在亨利·詹姆斯的時代，鮮有女性涉足軍隊、法律或領域，所以女主人公伊莎貝爾·阿切爾養尊處優、賦閑在家似乎情有可原。但《貴婦畫像》中確實有一位著墨不多的女記者，詹姆斯還經常拿她開玩笑。得知伊莎貝爾了某男士的追求，女記者腦補了這位男士投身、并借此走出失戀陰影的過程。詹姆斯這樣描述了女記者的反應：“男人投入工作就能治愈情傷，她對此羨慕不已。”伊莎貝爾想命運并有所成就，但從頭至尾也沒有走出個人生活的小圈子。與浪蕩丈夫分居一段時間之后，她還是選擇了回歸家庭，與同病相憐的繼女一起在孤寂中苦熬。讀者對她的回歸莫衷一是，有人認為這是與生活死磕到底的勇氣，有人認為這是無奈軟弱的放棄。雖然她歷經看清了生活，但依然得與相伴終生。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經典散文《一間自己的房間》里指出，女性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她發現女性的創作過程總是阻礙重重——性別歧視、經濟拮據以及缺乏適宜的和土壤，而且“女性很難從母親那兒獲得可供參考的創作經驗”。討論了以往女性作家的作品之后，她說自己曾無意間在書架上找到一本當時剛出版的小說——《生命的歷程》（ Life’s Adventure），讀到“克洛伊喜歡奧利維亞”時，她深感驚奇。她寫道：“我回想以前讀過的文學作品，試圖找到展現女性友誼的范例。”而這部作品中，人物關系在女性之間展開，與男性全無關聯。此外，克洛伊和奧利維亞還是共事于同一實驗室的科學家。雖然弗吉尼亞認為這部小說并不完美，但還是呼吁“讓女性文學傳承下去”。

　　首先，伍爾夫提倡女性作家描寫女性人物之間的故事。她并未提及女同性戀關系，但這顯然是女性文學的一部分。如今確實不乏描寫女性友誼及女同愛情的小說，但這還遠遠不夠。女性文學作品需要進入主流文學市場，在現有的女性讀者群的基礎上吸引男性讀者。不過，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很難回避兩性關系，我們都默認女性人物與婚姻情節是標準配置，就像一提到邊緣化群體就馬上想到歧視情節。

　　其次，伍爾夫呼吁女性人物應以職業女性形象出現，作家是時候放棄性別寫一寫職場女性了。但許多涉及女性工作的小說都存在相同的問題，即工作只是個人生活的陪襯。在一些短篇小說中，很多女性人物即便有職業，做的也都是很低微的工作。在我看來，小說及回憶錄的女主角不僅要外出工作，而且還要對工作充滿熱忱，我希望她們的思想豐富深邃，性格逗趣，亦正亦邪，并對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產生實質性影響。如今的女性都能當家、醫生、軍官、、記者或，比《貴婦畫像》中的伊莎貝爾·阿切爾擁有更多主動權。她們過著緊張而充實的生活，在愛情和家庭之外，還影響著其他人。但在嚴肅文學中，確實還很難找到這樣的女性人物，也很少有人愿意寫。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文學作品關注的一大主題，而人與社會、歷史之間的關系也是文學應當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許多小說都從跌宕起伏的大事件出發，描寫身處其中的個體的命運，展現他們在社會大背景下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他們的愛恨情仇，比如戰爭爆發使情侶、家人天各一方，差距了人和人之間的，職場競爭衍生不正當性關系，傾情工作毀掉婚姻家庭，或者不得不在工作和愛情之間做出抉擇……

　　但大部分小說還是以男性人物的工作、欲、財富欲及影響力來支撐情節。比如莎士比亞的悲劇、歷史劇及大部分喜劇；再如《堂吉訶德》和《白鯨》這類男性歷險傳奇小說。當代小說也不乏此類主題：《之》中的弗蘭克·惠勒，連籌備婚禮時都沒放下單調乏味的工作；又如《押沙龍，押沙龍！》中的托馬斯·薩德本，作為十九世紀密西西比河地區的成功人士，他卻不斷女性、；《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一眾男性表現的方式就是獲取及揮霍……

　　講述年輕人追求真實的長篇小說或回憶錄被稱作成長小說，往往圍繞工作、生活及情愛展開。在我看來，以男性為主角的成長小說一般都寫得有血有肉，豐富多彩，而描寫女性的成長小說則往往側重于其坎坷的幼年經歷，一旦女主人公實現、決定告別令人窒息的舊生活并以姿態投入真實復雜的世界，故事就戛然而止。換言之，女性成長小說很少展現女性成年后的生活。多恩·鮑威爾1944 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遠方的家》（ My Home Is Far Away），是我最喜歡的女性成長小說之一。故事發生在，母親的去世改變了女主人公和姐妹們的生活，原本慈愛的父親變得冷漠生疏，繼母也。女主人公十四歲那年被繼母趕出，而她是眾姐妹中最有才華的，后來成了一名作家。小說以女主人公登上火車奔赴他鄉開始新生活作結。多恩·鮑威爾后來移居紐約，全情投入創作。她的作品多為小說，主人公往往憤世嫉俗。不過顯然，她并未把主人公成年后的生活寫進去。

　　男性成長小說就會關注主人公的成年生活，他們也許會成為藝術家，從磕磕碰碰中吸取經驗，盡情享受新生活。《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大衛·科波菲爾》及《遠大前程》都是如此。霍華德·斯特吉斯1904 年出版小說的《貝爾查姆博》（ Belchamber） ，講述的就是男主人公成年禮之后的故事（事實上故事中真的有成年禮的情節）。這位英國青年是同性戀，對所有男性熱衷的活動嗤之以鼻。雖然一跌跌撞撞，但總算長大。他總在緊要關頭判斷失誤，并因此自毀前程。雖然同性戀本無法在十九世紀的英格蘭享受友善的待遇，但男主人公困難主要是因為他的性格和霉運。這便是虛構賦予人物的，也是這部小說的亮點，雖然主人公是受歧視的邊緣化人物，但作者不吝于讓他像一樣犯錯誤。

　　從嚴肅文學領域來看，講述女性成長經歷及其對其他人物產生影響的長篇小說少之又少，不過通俗小說里倒是常見：奇幻小說里的女主人公能施展魔法，偵探小說里的探能破案追兇……因為讀者喜歡，通俗小說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但究其本質，通俗小說更著重輕松愉快的經歷、錯綜復雜的情節及脫離現實的冒險，而非深切真實的人物刻畫，也缺少穩重深邃的悲劇潛質。以P.D. 詹姆斯的長篇小說《一份不適合女人的工作》為例：年輕女主人公一躍成為偵探社的頭兒，她認真努力地工作，但性格乏善可陳，從頭到尾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變化或成長。

　　長篇小說中職業女性多以教師或家教的形象出現，比比皆是：夏洛特·勃朗特筆下的露西·和簡·愛；簡·奧斯汀筆下的簡·費爾法克斯。作品中鮮有上課的情節，她們對工作也不是很上心。在當代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工作才漸漸開始成為故事的重心。繆麗爾·斯帕克出版于1961 年的《布羅迪小姐的青春》，講述了性格復雜的女教師與一眾學生的故事。佐伊·海勒的《她在想什么？》2003 年在英國出版時更名為《丑聞筆記》，講述了心思深沉、性格復雜的大齡女教師的故事。隨著劇情不斷深入，女教師逐漸展現出不為人知的一面，作為敘事者，她講述了另一位年輕女教師與男學生的桃色緋聞。作者以細致而富有魅力的筆觸描寫了學校的教職員工、管理程序及硬件設施，營造出逼真生動的背景，使桃色緋聞更加真實可信。

　　描寫女性藝術家的小說佳作也陸續問世。維拉·凱瑟1915 年出版的《云雀之歌》，講述了一位美國女孩如何一步步成長為享譽國際的歌劇演唱家。后半部中，女主人公終于成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首席女高音，每天她都超負荷運轉，排練到深夜。而年輕的時候，她一直在國外打拼，為出人頭地連母親最后一面都沒見到。她為此內疚不已，還受到朋友的。作者并沒有對此事表明立場。與麥克白或奧賽羅一樣，女主人公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即使她做出的選擇有違倫常。

　　如今，大部分女性都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有的甚至成為某領域的佼佼者，我們有理由期待講述女性人物職場經歷的當代小說：位高權重的女主人公辭掉犯錯的下屬并為此心生；競選議員的女主人公想用負面宣傳擊敗……盡管女強人經常出現在影視劇和通俗文學中，但在嚴肅文學中依然鳳毛麟角。志存高遠的女性人物們往往極具事業心，勇于接受挑戰，并在應對工作、生活和人際關系的過程中能夠活出真我。而在現有的長篇小說中很難看到這樣的角色。我學生的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少女時代往往精彩豐富，但到了成年期就會黯然失色。換句話說，有關成年女性的故事，寫感情生活往往比職場生活更穩妥。我寫小說時也尷尬地發現，女性人物的職場經歷很難支撐起故事情節，但如果把角色換成男性，那就容易多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葆拉·馬歇爾1991 年出版的小說《女兒們》（ Daughters）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女主人公厄爾沙·麥肯齊生長于加勒比海的虛構國度三聯國，后來移居曼哈頓。她最近不太順利：剛跟男友分手，換了份工作，又做了流產手術，而且以后可能不會再懷孕了。她決定暫時離開曼哈頓，回家鄉散心。整個故事中，厄爾沙好像都在做與工作無關的事情，只有一章的篇幅對工作進行了集中描寫。但支撐起故事主要情節的也正是她的工作和性格特質，其他女性人物的工作也從不同側面推動了故事發展：厄爾沙的閨蜜是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副總裁，閨蜜母親退休前是全職教師，閨蜜父親的經營小旅館，而厄爾沙本人的具體工作是參與一項改善黑人聚居區貧困人口生活的調研項目。在我看來，馬歇爾只用一章描寫女主人公的工作雖稍顯單薄，但已經起到了作用。馬歇爾將美國和加勒比地區黑人的進行類比，凸顯了狀況的共性。因此，厄爾沙在家鄉的所見所聞與她的本職工作形成了呼應。得知當地想偷偷毀掉良田村莊以換取經濟利益時，厄爾沙左右為難。她的父親是當地的，父女倆感情深厚，會毀掉父親的前程；而從本職工作中汲取的和理想則告訴她，應該為三聯國的窮人做點事情。幾經掙扎，她勇往直前地為發聲，從而將故事推向。

　　顯而易見，職業女性不好寫。以醫生這個職業為例——時至今日也沒有描寫女醫生的佳作問世。以女性人物的職場生涯為主題在小說創作中還是新生事物，大部分作家的關注點仍是“女性走出家庭、深入職場工作的正當性”，還無法把女性參與社會工作當作普遍事實進行深入探討。在喬治·吉辛1893 年出版的小說《畸零女人》中，女主人公羅達·納恩教給年輕女士一些文秘技能，使她們能夠進入男性的社會，以時代先鋒的姿態走進職場。女性人物們都有工作，她們的職場經歷也多少推動了情節發展，但過于理想化的描寫更像是在論述女性對工作的爭取，而非展現女性人物本身。

　　這類小說其實無可，也有存在的必要，不過長此以往容易形成思維定式，一寫職業女性，就開始論證女性工作權的合，而不是描述她們的職場經歷。女主人公還特別容易陷入感情危機——她能兼顧感情和事業嗎？結果再次陷入女性是否應該外出工作的論證。寫小說本來就挺難了，莫不如拋開那些合的論述，讓女性人物徹底融入職場，并在歷經后以勇敢的姿態面對更輝煌的未來，這樣一來，創作空間也會相對擴大。

　　我發現，小說中的職業女性或其他邊緣化人物往往會受到更多，而在通俗小說、影視劇或者漫畫中反而享有更多，因為不論他們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最后一定是大的結局。因此，嚴肅文學作家須賦予邊緣化人物更多自主性，而不僅僅聚焦于他們的特殊性。不吝于讓他們像普通人一樣闖大禍，甚至以悲劇收場，才能跨越阻礙，推動嚴肅文學的進步。作家須抱有大無畏的進行文學創作。不妨大膽假設：最壞的結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