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中國文學的寫作者、書寫風格已發生了明顯的代際差異變化。12月9日，安徽蚌埠《收獲》文學排行榜，在“行走的時代”《收獲》論壇上，谷臻故事工場發布了一組人工智能數據分析——大數據抓取了1979-2018這40年間，680位作者發表在《收獲》上的1618篇長中短篇，從小說每十年的地理變化、創作風格、影視改編類型曲線、主題變遷等六個維度著手，解讀《收獲》40年作品風格的變化趨勢，中國文學的代際差異形象地呈現而立體出來。

　　谷臻故事工場CEO走走通過大數據給出了一些答案，“我們分析了40年間，680位作者的1618篇作品，《收獲》作者平均年齡，按照發表的實際年齡是40.9歲，如果按照作者首次在《收獲》發表小說的平均年齡只有37.8歲，李洱老師發表中篇是在27歲，在那個年代的《收獲》里是最小的年齡。進入21世紀后，作者的平均年齡開始攀升。”

　　從圖表可以看到，寫作者的年齡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最為年輕化，此后一上揚，在21世紀達到了一個小頂峰。

　　何平補充道：“1949年之前的文學史和前二十年的文學史，基本以青年作家主導，基本上都是優秀作家三十歲左右的作品，但后二十年文學史寫作出現老齡化傾向，好作品也依然是那些在八十年代已成名的作家出品，年輕人似乎越來越難以進入文學史。”

　　而從1618篇小說中提取關鍵字，可以看到，1979-1989第一個十年“我要”是最突出的，鶴立雞群的關鍵詞，這意味著“”十年壓抑之后個人主體意識的和表達的急劇提升。

　　1990-1999，表達從“我”擴展到“我們”“家庭”，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和正常的階段，但也奠定了《收獲》小說現實主義與家庭題材的主要基調。

　　2010-2018，“自己”“我們”“他們”“爸爸“”媽媽“”男人“”女人“等成為關鍵詞，且沒有絕對領先于其他關鍵詞的高頻關鍵詞，表明這一時間段的文學創作又恢復到了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和描摹。

　　總體上看，《收獲》四個十年里小說關鍵詞反映出來的情況是：小說以現實主義風格為主，題材緊密圍繞”家庭“（父親、母親、爸爸、媽媽、孩子、老師）或者兩性（男人、女人、身體、感覺），超現實類作品和題材作品較少，主要表達“我”和“我們”對社會認知的、表達的與周遭的人際社會關系等內容。而除了名詞和人稱代詞為主要高頻詞之外，副詞上“為什么”“不能”“沒有”等成為高頻詞，表現出小說里整體上人們對于認知與表達呈現出一種不滿足的態度，而對于人際或社會關系也有著偏消極和困惑的感受。

　　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林則提出，在長篇小說衡量評價標準和尺度上，是否應該持有相對的性的藝術觀念和更具性的審美觀念，“如果以今年《收獲》長篇小說排行榜來舉例，最起碼可以有三種類型的長篇同時存在，不是哪種好哪種不好，而是考察它們的完成度是怎么樣的。比如中國本土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海納百川、包羅萬象，全方位呈現一個時代和社會，《紅樓夢》就是其中經典，今年摘得長篇榜首的李洱的《應物兄》也是此類。”

　　“第三種我稱之為現代性的長篇小說，體量規模小，人物形象沒有那么多，或者作家在創作的時候，沒有野心去總體性立體性地表達某一個時代，只是體量小了，特征更多的是追求深刻的輕易的片面的快捷的，卡夫卡的長篇小說就是典型的現代性小說。”林認為應該以性的藝術觀念來看待越來越復雜的文學創作文學現象。”

　　文學史中的青春氣息為什么越來越弱，青年作家也有話想說。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副研究員岳雯認為，在一個百廢待興、重新建構的時代，與那個時代同時成長的作家們，充當了那個時代的先鋒，他們對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充滿了探索的，這種探索很容易在文學史上留下痕跡。“然而我們現在已經處于被一個時代支配的時候，現在不管是中年人的寫作或者是青年人的寫作，他們的基本質地和基本寫作方向依然在八十年代所確立的寫作方向之下，依然是在回應那個時代的問題。”

　　岳雯此次還擔任了收獲排行榜中短篇組的評委，她說有時候能在一些作品上看到修辭學意義上的精彩，是好故事、好文學，“但這還是在以前基礎上的一種性寫作，所以這種寫作讓大家覺得力量減弱了。從社會學意義上講，完全不同的時代已經了，不管從人工智能角度，還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一個新時代的大背景向我們打開了。這代人應該有這個能力和決心，重新讓時代新的元素以構建未來式的東西進來，這樣我們會對現在這個時代的寫作有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