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藝術手冊】延安婦運與性別烏托邦 —— 重讀丁玲延安時期的女性文學創作

　　自1939年春寫下短篇小說《淚眼模糊中之》1，至1942年初整風運動開始，延安時期的丁玲陸續創作了一系列與女性問題有關的作品并為此爭議。其中，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以及1942年的《“三八”節有感》，使得丁玲在隨即到來的整風運動中受到嚴厲，并在50年代成為被的主要材料。然而，這些讓丁玲吃盡苦頭的作品，卻在80年代以來的女性文學中被解讀為女作家抵制與“民族的性別”的經典，2對延安時期丁玲的研究，也由此進入了“與性別”二元對立的解讀模式之中，影響至今。3

　　然而，當延安時期的丁玲文學在單一的性別視野中被簡化描述之時，就有學者從源頭上對當代女性文學進行反思，指出這種由性別主導的模式，“將研究重點集中于女性線世紀中國文學整體格局以及左翼話語分離出來的部分”，忽略了時代婦女運動和左翼運動的緊密關聯，以及中國左翼所強調的“性別問題與階級問題的重疊”。4不過，盡管意識到延安時期的性別討論和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實踐是解決女性與階級（民族）問題的“更適度的方式”，但在丁玲研究中，這一努力卻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5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還原延安婦女運動史的過程中，因襲在編寫抗戰時期婦運史中形成的“定見”，即“性別問題并沒有作為的問題在延安得到討論”，并強化了這一“定見”，以至于在闡述《“三八”節有感》（1942年3月8日）的創作動機時，使用的史料是1943年中央發布的《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即幾乎全面否定整風前婦運的《四三決定》，而沒有注意到兩個文本間的時間差。這固然是《四三決定》在編寫的婦運史中的重要地位所致，但同時也提醒我們，提出以下問題是重新評價丁玲延安時期女性文學創作的先決條件。

　　首先，所謂“丁玲在女性問題上和延安時期主流觀念間存在差異”6這一結論中，“延安時期主流觀念”究竟是什么？既然丁玲那些爭議的文學創作大多完成于整風運動之前，那么整風前延安女性解放實踐是怎樣的？整風前的延安女性究竟是怎樣被言說的？它們與丁玲的言說是怎樣的關系？當我們用整風后的《四三決定》來表征延安婦運的思想時，該思想生成的復雜歷史面相是否被遮蔽了？

　　其次，整風前與整風后，延安的女性話語是否發生了變化？即便是在整風前，延安婦女解放思想與具體實踐內容是否一成不變？1941年5月整風首先在最高領導層拉開序幕，到1942年初整風全面開始，這半年左右時間里，延安女性話語空間相較之前是否發生變化？有哪些變化？由此反觀丁玲延安時期文學中的女性形象，是否也隨著婦運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

　　本文將以延安時期專門討論婦女問題的刊物《中國婦女》為主要解讀對象，通過還原該在延安婦運中開創的多元化性別討論空間和婦女解放實踐，來追溯同時期丁玲女性文學創作中的性別想象所共享的思想資源，從而在階級與性別的討論視角之外，為丁玲的創作動機尋找更符合歷史線年：延安時期丁玲女性言說的

　　1936年底丁玲抵達延安，不久即率西北戰地服務團赴前線宣傳抗日，并以此為主題寫了相當數量的作品，但女性視角尚未進入其寫作。1938年11月丁玲基本結束了西戰團工作，和陳明一道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春，在馬列學院學習的丁玲寫了延安時期第一篇與女性有關的短篇小說《淚眼模糊中之》（后改題為《新的》），并于同年秋又寫了《秋收的一天》，了延安新女性的言說歷程。

　　《新的》是一篇反映戰爭中性的小說，同樣的題材在近兩年后再次出現在《我在霞村的時候》（1940年末）中。江上幸子較早注意到這兩部作品在主題上的共享，同時提醒我們兩部作品存在巨大差異，即從《新的》到《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言說”恥辱的信心已經大大減退。“在《》當中，丁玲希望建成恥辱‘言說’能受到理解，周圍的人也能從中獲取力量的社會，但在《霞村》中，丁玲對于能否建成這種社會抱有明顯的憂慮”，而這無疑與整風運動的開始有直接關聯。7這確是極富洞察力的分析，但由于江上幸子的關注點在“性”這一主題上，因此在處理《新的》的創作動機時，主要著力點在以山西省為中心的日軍性史料的搜集。若我們照此線索繼續追問下去，如丁玲為何在1939年春開始“言說”女性？小說中老太婆所持有的堅定又從哪里來？延安時期丁玲女性意識的萌發究竟是五四以來女性視角的復蘇抑或是民族的需要？這些問題的解答有助于我們跳出性別與的二元對立，重新評價延安時期丁玲的女性文學創作。

　　在《新的》的結尾，出現了一個負責宣傳和組織抗日的婦女會。老太婆很快就被兩個年輕女干部邀請加入了婦女會，而且“這個婦女會自從有了老太婆，組織馬上擴大了”，“開始做很多工作”。一天婦女會要召開一次大會慶祝游擊隊三個月來的勝利，剛好又是三八婦女節，“老太婆領著西柳村幾十個婦女去開會，有些抱著孩子，有些牽著孩子，她們已經不是老談孩子，她們歡喜談自己所負擔的工作。”也正是在這次大會上，老太婆堅定了自己要“管國家事情”的新，喊出“你們只有自己救自己，你們要活，就得想法活呀！”8可以說，老太婆女性解放意識的自覺與婦女會的出現直接相關，而且，除老太婆外，西柳村已經開始“負擔工作”的幾十個婦女也同樣建立起了這種。

　　查閱當時的相關文件可以發現，作為小說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婦女會的歷史原型應該是自1939年4月開始，在邊區婦委領導下陸續成立的各級婦委：

　　分區五人至十人，縣三人至五人，區設婦女科長一人，鄉支部設婦女干事。縣以上婦委，至少有分區黨委、縣委常委一人參加，各地據具體情形，除當地婦聯負責女干部外，斟酌邀當地與群眾團體負責同志參加，也有些地區還有區上婦女干部參加。9

　　1936年底丁玲抵達延安時，領導的婦女運動還處在中央婦女部領導下的婦女部時代，婦運規模不大。盡管到了1938年三八節成立了陜甘寧邊區婦女聯合會，但忽視或輕視婦女工作和婦女干部的情況仍比較普遍。根本轉變發生在1939年春。在1939年3月6日發布的《中央處關于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中，明確要求“要用各種方釋婦女大眾在抗戰建國及將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立刻建立與健全各級黨的委員會下的婦女部與婦女運動委員會，認常檢查與幫助其工作，使之成為各級黨的委員會內最重要的工作部門之一”，“動員全黨女干部與女，起來擔任婦女工作，鼓勵她們，使她們對于婦女工作發生興趣，相信婦女自己的力量，幫助她們切實解決工作中的困難。”101939年4月間邊區婦委成立后，各級婦委亦陸續成立，“各級黨對婦運的認識和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特別是分區與縣級的黨部，大都積極地領導幫助婦女工作。”11

　　此時婦女工作的重點，正如1938年秋出任中央婦委的王明所說，“女同志們不僅要做女英雄，還要做新時代新式的……能夠動員丈夫兒子或代替父母上前線殺敵的賢妻良母孝女。”12這實際上也就是小說中老太婆所的新的。在經歷了的日軍性事件后，動員兒子參軍抗日成了她新的寄托，并幾乎成了婆媳間“惟一的談話材料”，成了新賢妻良母的衡量標準。

　　隨著1939年6月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創辦《中國婦女》，7月以培養婦女干部為主要目的的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成立，延安婦女解放運動進入全盛期。此時延安婦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育從事婦女工作的婦女干部，也正是這批人開始迅速成長為延安“新女性”的代表，并成了丁玲《秋收的一天》中幾位女學生的原型。13正如江上幸子指出的，“不但從事抗戰活動，同時也進行各種婦女運動，這是統一戰線和組織有秩序化以后的1939年左右開始的。”14由此也可從一個側面解釋為何丁玲會在1939年創作《新的》和《秋收的一天》，延安新女性的言說歷程。丁玲女性意識的萌芽與領導的婦女運動有著直接的關聯，而她所持有的“新的”也可視作對全新的婦運方針充滿了期待，正如《秋收的一天》結尾所展示的：“在等著，等著太陽出來，等著太陽出來后的明麗的山川，和在山川中一切生命的騷動呵！”15

　　1939年6月1日，《中國婦女》創刊。“它的讀者對象是黨的婦女干部，非黨的婦運干部（其中最大多數是進步的女知識，中學生和大學生，一部分文化程度比較高的進步的女工和農村出身的婦女）。”其內容一方面包括“全國婦女工作的指導，經驗的總結及交換；婦女問題理論上的研討并介紹正確的馬列主義觀點的婦女理論；反映各地婦運情況及婦女生活”16，同時還刊登了大量有關孕產育兒、婦女兒童及相關醫藥衛生等方面的文章，在婦女特殊利益和要求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努力。作為延安婦運的重要宣傳陣地，的供稿人不但有孟慶樹、蔡暢、、康克清、張琴秋、徐明清等中央婦委執委，還包括當時主要領導人王明、、張聞天、高崗等，此外還有延安從事和關心婦女解放運動的知識，可以說在延安開辟了一個的性別文化和知識空間。江上幸子認為，“整風前的婦女運動當然存有許多問題，但在著重抗戰與邊區建設的同時亦進行多元化的活動以解放婦女，在此獲得了相當的。”17這個分析可謂切中肯綮。

　　在《中國婦女》創刊號上，、王明、張聞天分別就延安婦運發表意見。封二題詞“男女并駕，如日方東，以此制敵，何敵不傾”18，點明延安婦運的大前提是民族解放。王明的《論婦女解放問題》則更系統地論述了在婦女解放問題上的立場和方針，“承認婦女解放問題的專門性，同時，認為婦女解放問題是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王明指出，正因為“員認識婦女特殊地位和承認婦女有特殊利益和要求”，因此婦女運動應在婦女組織、婦女教育、法律、運動、孕產育兒等多個方面去解放女性。19這基本劃定了《中國婦女》的內容范圍。從之后陸續發表在該刊上的文章看，時任中央婦委的王明在延安婦運中確實享有重要線而張聞天的《對于婦女干部的幾點希望》一文則道出了此時延安婦運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做好婦女干部的培養工作。21

　　1939年，認為，“根據過去的經驗教訓，婦女運動的所以落后，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專門從事婦運的干部”22。1939年3月3日中央婦委發布《關于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信》，要求“有計劃地、大批地培養、提拔和愛護黨與非黨的婦女干部，是解決一切困難的樞紐。”23當年7月，在下，中國女子大學在延安成立，王明出任校長，柯慶施出任副校長。這是一所以“養成具有理論基礎，工作方法，婦女運動專長和相當職業技能等抗戰建國知識的婦女干部為目的”的學校。女大的“學生出身多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亦有極少的女工農婦和家庭婦女”，“都是不管家庭和社會的，往往有不通知家庭偷跑出來的，她們經過千山萬水跑到這交通不便物質條件不夠的延安來。”24王明要求這些學生知識，“下大決心，獻身于最下層的受剝削的女工農婦的解放事業，在畢業以后，必須深入農村工廠為工農勞苦大眾而工作。”25整風前的延安與新女性的關系正如朱鴻召分析的那樣：“中內集體領導，生活相對，延安給予這些女青年的天空和舞臺，都格外富于理想主義的浪漫情調。”26這樣一群“理想主義”的女性知識青年，作為延安新政中的“新女性”進入，“深入農村工廠為工農勞苦大眾而工作”，其現實又怎樣呢？

　　馬克·塞爾登在論述“延安道”時，曾討論過1937年后延安新政里兩類“出身階級、教育、地域和經驗”截然不同的干部間的摩擦和沖突。一類是從土地和游擊戰中脫穎而出的農民，主要集中在鄉級和縣級干部，由于文化水平低，思想狹窄，工作能力有限。一類是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主要集中在邊區級干部，“一般來自社會上層家庭，從未經歷過，不知道以前的土地，完全不熟悉邊區問題，并且寥寥無幾。他們有學習的動力與愿望，但缺少工作和實踐經驗。但他們的教育和獻身證明是無價之寶。”27塞爾登的討論沒有涉及性別問題，但事實上自1939年有意識地大規模培養婦女干部之后，塞爾登論述的后一類干部中已經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女性。由此我們可以找到丁玲在1940年創作《在醫院中》這部短篇小說的現實誘因，而女性視角的選擇也證明了丁玲作為一個文學家對現實的和精準把握。

　　《在醫院中》的女主人公陸萍“富于幻想”，是從上海輾轉跑到延安的一個產科學校畢業的學生，在抗大學習一年后，加入了。在被黨要求到“離延安四十里地的一個剛開辦的醫院去工作”前，她對未來充滿憧憬，相信“有能耐去打開她生活的局面”，并認為自己將來一定是“一個活躍的者”。然而實際工作遠超出了她的預料，她成了醫院中的一個怪人，對現實的不滿甚至讓她對產生懷疑。陸萍在醫院中的，正是上文提到的延安新政中兩類出身不同的干部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關于這一點，在小說最后丁玲借一位病人之口向陸萍道出了：

　　你說院長不好，可是你知道他過去是什么人，是不識字的莊稼人呀！不過是個看牛娃娃，他在軍隊里長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們都不行，要換人；換誰，我告訴你，他們上邊的人也就是這一套。你的知識比他們強，你比他們更能負責，可是油鹽柴米，全是事務，你能做么？這個作風要改，對，可是那末容易么？……你是一個，有好的氣質，你一來我從你臉上就看出來了。可是你沒有策略，你太年輕，不要急，慢慢來，有什么事盡管來談談，告也好，總有一點用處。28

　　這是“誰都清楚的”也“都明白的”現實，兩類人的沖突和矛盾在整風前的邊區中并不需要隱晦，因此，當沒過幾天衛生部的人來找陸萍談話時，“經過幾次說明和調查，她幸運地是被了解著的。”也正是在深刻地體驗了醫院的現實之后，陸萍的理想主義開始淡化，并主動向上級要求“再去學習”，“真真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離開”了醫院。以往研究認為，丁玲的《在醫院中》表達了對的失望，是丁玲作為女性與。筆者則認為，陸萍作為延安婦運中的新女性，正因為在民族過程中被賦予了參與建設的任務，才會邊區中兩類人的矛盾與沖突。陸萍的所思所想都是與息息相關的，離開了延安為女性創造的投身事業的空間，內心激烈的思想斗爭便無從談起。陸萍很清楚自己作為女性與延安之間的有機聯系，她是局內人，是為了開辟更好的新生活，因此陸萍：“新的生活雖要開始，然而還有新的荊棘。人是要經過千錘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

　　從這個角度看，創作于1941年的《夜》其實也是丁玲對同一問題關注的延伸，只是敘事視角從新女性變為農民出身的鄉。由于“他什么也不懂，他沒有住過學，不識字，他連兒子都沒有一個”，這位參與創建延安新的農民對如何做好農村工作一籌莫展，也不能理解上級開會傳達的“宣傳工作不夠羅，農村落后呀，婦女工作等于零……”等要求，“他實在被很多艱深的問題弄得很辛苦”。可以推斷，這位鄉基本不具備開展工作的能力，而且他身上還殘留著舊社會的男權思想。這大大了他的進取心，“連兒子都沒有一個”這問題成了他與妻子婚姻危機的導火索。

　　因為兩個人都是干部，他必須得遏制住自己對侯桂英的非分之想，也因為自己還做村里的婦女工作，他不能與老婆離婚。可以說，如果沒有利益高于一切和婦女解放的大前提，這種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意識很難被遏制。男性視角的敘說不但使這個問題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表明丁玲對掃除婦女解放運動中的性別障礙充滿了信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馮雪峰給予《夜》很高的評價，認為丁玲“把在過渡期中的一個意識世界，完滿地表現出來了……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識，是切切實實地在從變換舊的中間生長著的。”29

　　事實上，作為延安婦運中的關鍵角色和新生力量，有關婦女干部的討論一直是《中國婦女》的重要議題，只是討論的內容并非一成不變。最早在《中國婦女》上提出這一問題的是張聞天，他希望婦女干部，“要打破家庭至上，戀愛婚姻至上，感情至上的傾向，使這一切都服從于的要求，至少不違反于的要求。”30王明對女大學生的要求是，“女大培養出來的女干部，不僅在工作事業方面是優秀的婦女代表，而且在個人生活家庭生活方面，也應當是新時代的新女性。”31中央婦委代表張琴秋提出女干部應有“工作能力”，做到“埋頭苦干”、“敢做敢為”、“如鐵如鋼”32。可以說，到1939年底，延安婦運初期，有關婦女干部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從1940年到1941年初，隨著婦運的不斷發展，其中一些問題也逐漸出來，有關婦女干部的討論也隨之發生變化。首先出現的是呼吁糾正“輕視和忽視婦女干部”的聲音。1940年4月，《邊區黨委關于深入婦女工作給各級黨委的》發布，指出“在區、鄉級的黨部，還存在著輕視和忽視婦女工作，輕視婦女干部，不幫助婦女干部及婦女工作，甚至有個別的婦女干部的現象”。為此要求“幫助婦女干部解決她們的生活、疾病、經期、生產、家庭等困難問題”33。這里的區、鄉級黨部的大部分，實際上是以農民出身的干部為主。1940年底，王明在陜甘寧邊區婦聯擴大執委會議上再次明確指出，婦聯“婦女切身利益的經常性工作做得還不夠”34。可見，對婦女干部重視不夠是1940年后延安婦運中的一個重要意見。但很快另一種聲音也開始出現。1941年1月，區白霜在《女的》一文中認為，婦女干部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是當下婦運急需解決的障礙之一，其中包括：1、意志薄弱、重于感情；2、對問題不很關心；3、自尊心與自信心不強，依賴心相當濃厚；4、心重。為此，必須加強馬列主義的和學習。35

　　作為延安婦運的重要陣地，盡管自1940年開始圍繞婦女干部問題存在兩種不同的敘述，但《中國婦女》始終持包容態度，允許多元聲音同時存在，創造了一種的性別討論空間。

　　1940年前后延安婦運中的這種變化并不僅限于有關婦女干部的討論。正如江上幸子所說，到1941年3月停刊，《中國婦女》發行期間的婦女運動以1939年底為界可分為前后兩階段。1939年底前，由于抗戰正處在，婦運也處于擴大加強的時期，容易解決的課題多。到1940年后，困難和問題陸續出現，意見分歧也很明顯，涉及婦運弱點、活動內容、家庭和睦、生產與解放、參政與解放等諸多方面。但“至《中國婦女》停刊為止，婦女運動一直都主張對意見對立的雙方采取的方式而努力”36。《中國婦女》的努力同樣可在丁玲的寫作中找到痕跡。在寫于1939年的《新的》和《秋收的一天》中，無論是老太婆還是延安的女學生們，對正在創造她們新生活的婦女運動都滿溢著期許之情，即便有疑惑與困難，也很快就被堅定的新打消。而到了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小說中的女性開始對婦女抗戰、婦女干部與群眾等有了不同意見，并大膽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丁玲在小說中賦予了這些女性言說的，讓她們在一個不受的空間中充分想象和憧憬自己的未來。不同的聲音是允許存在的，但這些聲音都沒有脫離戰時延安的基本，也沒有脫離民族的基本敘事。在進行了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思考后，小說中的女性都無一例外地再次投入到由婦女解放帶來的新生活中。貞貞決定去延安，相信那里會有一番“新的氣象”，陸萍則要求“再去學習”，認為“新的生活”必然伴有“新的荊棘”。更準確地說，戰時延安所具有的平等的氛圍，為新女性的、反思、再實踐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在這一氛圍中，才會有丁玲對該問題的大膽“”。作為一個作家，丁玲以虛構方式為延安婦運中各類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思考。因此，《在醫院中》發表不久37，就有人從文學和現實的角度做出了積極評價：

　　雖然作者是平直的寫來，那人物，卻具有搏擊人的力量——成為一個員是需要受怎樣的啊！……而成為特色的，是一些新社會底陰影一面之，這也是真實，不只需要理論上的、工作上的清算，而且還需要作品的清算的。對于這方面的任務，我們生活在這新社會里的作家們，還做得不夠，或許是還缺乏恰當地掌握它的能力吧。所以這特色是更有它的意義了。38

　　以往研究曾認為延安時期女性沒有受到特別關注，研究者多使用1943年2月發布的以經濟建設為主的“四三決定”，此外，蔡暢同年三八節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迎接婦女工作的新方向》也是常用材料。這篇了婦女干部沒有處理好農村的“家庭和睦”，還以“片面的婦女主義的觀點，以婦女工作的系統而向黨鬧性”。賀桂梅認為，“蔡暢在此激烈的‘婦女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與‘延安道’在性別問題上構成沖突的。”39不過，因為沒有找到“婦女主義”的直接史料，也沒有去追溯“家庭和睦”問題在延安婦運中的發展脈絡，忽略了歷史話語生成背后的復雜性，使得賀桂梅將這兩則材料列為延安新政中“女性話語缺失”的重要，并由此使整個論述置于與性別二元對立的框架中。然而，實際情況卻要復雜得多。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王明在的地位岌岌可危，相關職務逐一被免。3月，決定將《六大以來》的編輯作為清理王明線歷史淵源的重要工作來進行。403月26日，《中國婦女》以印刷困難為由被暫時停刊。5月19日，在中央宣傳干部會議上作《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指出存在主觀主義、派主義和黨八股問題，整風運動在黨的最高領導層拉開序幕。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婦委一職。9月，中央決定撤銷女子大學，與陜北公學、青年干校合并為延安大學，王明不再擔任校長。41蔡暢是在王明免職后接任婦委的，上任后就受命王明在婦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錯誤，“家庭和睦”問題就是的一個靶子。42我們以《中國婦女》為例，整理一下整風開始后圍繞這一問題的具體論述和方式。

　　1941年9月28日，《中國婦女》在停刊半年后以副刊形式在《解放日報》上復刊，半月一期，共出12期，至1942年3月再次停刊。復刊后第一期，在確立以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為指導思想的論述中，有關“家庭和睦”的問題被提起，作為婦女干部中存在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的主要材料之一，即“不問時間地點，不問對象，談的都是一套，方法都是一樣”：

　　某地有一婦女因為丈夫對他不好，向婦聯要求幫助她離婚，當離婚手續辦了，該女子和她丈夫抱頭痛哭，舍不得分開，致當地婦女對婦聯不滿，說婦聯人家夫婦，人家離婚，使婦聯威信大受影響。43

　　到了第三期，有關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變得更加具體，在《略談婦女工作作風》一文中，夢覺直接將問題落實為“婦女主義”、“派主義”和“絕對主義”。44“婦女主義”指強調兩性對立的女權主義，具體表現為，“婦女團體經營合作社，由婦女出資本，由婦女推銷，不和軍隊及各群眾團體取得聯系，以致虧本塌臺，在敵人‘’時，遭受莫大損失；也曾有婦女團體，因為和某些男同志的輕視婦女的封建思想作斗爭，而流于男女的對立。”“絕對主義”指在“家庭和睦”問題中強調斗爭或強調的“絕對主義”，“例如有些地區的婦女工作者，反對婆婆媳婦，丈夫妻子而把老年婦女和男子漢看成，給他們戴高帽子，或給以各種各樣的打擊。同時又有為了顧及團結抗戰和家庭統一戰線，機械了解‘家庭和睦’的口號，對于婦女提出的迫切要求和沉重的痛苦擱置不理的。”無論是“婦女主義”還是“絕對主義”，夢覺主張必須反對，因為“婦女解放運動雖然是婦女本身的事情，但并不是婦女單獨力量所能促成的……因此在當前婦女工作，必須成為整個抗戰工作的一部分，和各種抗戰工作取得密切的聯系”。在論述反對“絕對主義”的“家庭和睦”論時，夢覺認為“苦口婆心的去教育婦女大眾”是目前最現實的方法。實際上，在上一期副刊中，蔡暢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論述，“要提高婦女抗戰的積極性……就不能不適當的解除婦女的封建……動員婦女參戰與婦女切身利益，是抗戰時期婦女運動的基本任務，是密切關聯而不可偏廢的兩大任務。”45

　　實際上，主張婦女解放運動與抗戰的密切聯系，或強調女性切身利益與鞏固抗日統一戰線，兩者不可偏廢，這些思想與1939年《中國婦女》創刊以來的婦運論述并無二致。以上文提及的《中國婦女》創刊號上王明的《論婦女解放問題》為例，該文自始至終都在強調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民族解放之間的密切關聯。到了1940年1月，從兩性對立的角度深化了這一觀點：“婦女運動若離開了客觀的形勢，的去作，那將得到一無所成的結果。”“婦女運動應是整個運動的一部分，而不是兩性間的斗爭……更不應該專門掀起兩性間的與傾軋。”46在這里反對的，實際上就是夢覺在1941年10月的“婦女主義”。防止婦女解放運動流于單純的兩性對立，主張婦女工作成為抗戰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婦女》的一貫主張，性別與議題始終重疊，相關討論一直延續到《中國婦女》在《解放日報》上復刊。

　　“家庭和睦”問題的討論是1940年后在《中國婦女》上出現的。最早總結相關經驗教訓的是葉群，認為既不能過高強調婦女解放本身，“形成專門領導婦女為改善生活和反封建而斗爭”，造成婦女工作與的隔閡，也不能因害怕封建的反對而放棄的實行。47秋在《關于開辦農村婦女訓練班的幾點意見》中，進一步指出婦女干部下鄉動員時不能“只靠命令”，而應首先“接近年長的翁婆和有威信的男子”，詳細說明動員婦女受訓“絕不是要女人去當兵，絕不是專教女人和漢子吵嘴，和翁婆打架”。48如何在鞏固統一戰線與實現婦女解放之間取得平衡，是《中國婦女》討論“家庭和睦”時的中心議題。張琴秋在《對于婦女工作的幾點意見》中要求，“我們決不能因為問題錯綜復雜而置之不理，也不能以妨礙統一戰線為借口而不敢出來替婦女說線亞蘇則提出，“家庭和睦”的實現不是一味退讓，而是需要在相關法律制定、擴大群眾團體、針對單獨斗爭等多方面努力。50可以說，夢覺在《解放日報·中國婦女》上對強調斗爭或強調的“絕對主義”的，與《中國婦女》時代的是一脈相承的。

　　綜上所述，盡管1941年王明在整風運動中被免去了所有與婦運相關的職務，曾刊載其多篇文章的《中國婦女》亦被停刊，但仔細對比《中國婦女》和復刊后的《解放日報·中國婦女》，會發現自《中國婦女》時代的各種女性問題的討論，包括王明提出的一些議題仍在繼續。這些思想資源早已在轟轟烈烈的延安婦女解放實踐中為大部分婦運工作者所共享。正因為如此，復刊后的《解放日報·中國婦女》盡管極力王明，但在具體論述上卻始終與停刊前的《中國婦女》保持一致，即由《中國婦女》所開創的的女性討論空間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

　　梳理了上述問題后，重讀丁玲1942年3月9日發表在《解放日報·文藝》欄上的《“三八”節有感》，對其言說的歷史語境和創作動機就可以有更清楚的認識了。

　　《“三八”節有感》的言說對象其實是以婦女干部為代表的延安新女性，也就是丁玲在三個月后檢討時所說的“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說線中的“一部分人”。而所謂“她們在沒有結婚前都抱著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爭生活”，指的就是延安新女性從舊家庭鎖鏈中逃脫出來，在戰時主義的延安尋找到了可與男性比肩的事業發展空間，這對于當時的廣大農村婦女來說仍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當這些新女性步入婚姻進而為人母時，由育兒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足以使其再次陷入家庭羈絆，加上各種事業“落后”的，和可能面臨由男子提出的離婚，由此帶來的痛苦絕不亞于未被解放之前。52也就是說，盡管延安新女性在短短兩年時間里早已在經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爭取到了與男性同等的地位，但女性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在婚后必然會面對由育兒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這不但極易被男性忽略，也是延安婦運發展中無法回避的問題。53同樣，作為出走后又重回家庭的娜拉，新女性面對育兒時所的困境，也是同時代的農村婦女們所無法想象的。

　　丁玲的創作動機同樣也是需要考察的問題。丁玲究竟是在怎樣的脈絡中提出的這個問題？是否如以往研究所說，是丁玲從女性立場出發對延安的呢？在提到的檢討文字中，丁玲說自己在這篇文章中“貫注了”和“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熱切的希望”，“多年的苦痛”提醒我們丁玲對這個問題關注已久。身處延安婦運的中心地帶，丁玲有關該問題的思想資源究竟從何而來？

　　還是以《中國婦女》為例。從1939年底開始，母親兒童特殊利益就成為重要的議題，并有不少富有成效的討論和實踐。1939年底，孟慶樹在號召學習蘇聯婦運經驗時就指出，“關于使婦女從家庭羈絆中解放出來的問題，如果僅僅只解決了婦女的文化和技術水準問題，還是只作了事情的一半，因為她們不能家庭的牽累。”54也正是在仿照蘇聯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女子大學建成半年后就創辦了延安歷史上第一家托兒所，解決了近二十個母親的育兒問題。55

　　從1940年以來《中國婦女》圍繞已婚育婦女干部問題的討論來看，這部分新女性在延安的并不令人樂觀。1940年9月一份母親兒童的報告中曾明確指出“少數同志”（男女都有）對“已孕婦女和已生小孩的母親”的處境“輕視與漠不關心”，具體表現在：（1）部分機關學校的個別同志對孕婦采取輕視和歧視態度，看不起她們，不幫助她們；（2）部分機關學校的個別同志對帶孩子的母親采取不關心和輕視歧視的態度，說女同志沒出息，成天帶孩子等。王明這是“落后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在作怪，更是以大事為借口的錯誤表現。56為此，中央還專門通過了一個決定：“將婦女生產費增加到三十五元，小孩津貼費增加到每月十元”57，在經濟方面對母親兒童施以最大的援助。也是在同年9月，孟慶樹在《改變工作作風》一文中提出，“母親小孩和婦女健康的問題”，是一切婦女最切身的利益。58聶耶也提出，“安置兒童是開展婦女運動的先決條件”：

　　無數有才能有志氣的婦女，除了整個和婦女經濟地位沒有獲得外，只要有了孩子，那她的前途，她的意志和事業就都付之一炬。反對舊社會的勇氣，被孩子打消。我們根本反對婦女不生孩子，墮胎或隨便糟踏。但我們也反對將人類半數的婦女這支偉大的力量，整個的消耗在生孩子養孩子這工作上。59

　　可見，自1940年以后，“回到家庭的娜拉”在延安婦運中早已引起相當范圍的討論。這也正是丁玲在《“三八”節有感》中所說的：“這同一切的理論都無關，同一切主義思想也無關，同一切開會也無關。然而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說，而且在做著的現實。”60同時也是丁玲“多年的苦痛”的來源之一。

　　1942年年初開始，婦女干部結婚生子的問題再次成為婦運討論的中心話題。《解放日報·中國婦女》第11期以此為專題，提出女干部“未婚的，最好盡可能遲婚，已婚的，最好用各種方法，減少生孩子的機會，已經生了孩子，那么在現存困難條件下，能夠脫離工作的，就應該的保育孩子”61。三八節前后，《解放日報》也圍繞這一線日連載的小說《結婚后》塑造了一位在婚后育兒生活中產生厭惡情緒并選擇逃避的男性形象。62在三八節特刊中，曾克的《救救母親》認為，在給予物質與援助之外，“母親們還需要更多更多的”，應想法“把尊重的愛，與可能的最低限度的優厚的待遇多給她們一些”63。白霜的《回家庭？到社會？》則尖銳“提倡婦女回家論”是“，削弱抗戰力量”，“是加緊婦女封建，婦女的”64。正是在這樣一個不斷言說的話語脈絡中，丁玲在節后第一天發表了雜文《“三八”節有感》。

　　那么，為何在1942年初有關婦女干部受孩子牽累的問題會引起如此熱烈的討論呢？發表于同年2月的《得到了些什么教訓——從精兵簡政中女干部的動態說起》一文，或能提供一些解釋。文章說，在精兵簡政方針指導下，已將女干部按照工作能力、身體健康狀況、孩子牽累等原因進行工作調動，以做到人盡其用。精兵簡政是整風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既然被納入精兵簡政的規劃中，可推斷自1939年春延安婦運全面開展至1942年初整風運動開始為止，近三年的時間里，婦女干部在延安的數量已相當可觀，家庭和事業雙重困境也已成為婦女干部的普遍問題，也成了新女性最迫切的權益和要求。丁玲的言說，即是對此迫切要求的回應和支援。然而，隨著整風運動的全面開始，能夠給予此種言說的話語空間也不斷縮小。

　　眾所周知，以《四三決定》為代表，以往研究在論述有關整風運動中的延安婦運時，大多注意到婦女參加生產和經濟地位的提升，卻并沒有追溯這一變化的淵源。實際上，早在1940年12月“邊區婦聯第二次擴大執委會”上，為了響應和邊區中央局及邊區提出的“邊區要自給自足”的任務，發動婦女參加生產以提高婦女經濟地位已成為婦運工作的中心而被放在了第一位，其次才是婦女特殊利益、注意生育、加強教育和組織參政。65而之所以在這一時間點發生變化，無疑與對根據地的經濟有直接關聯。因此，在解讀整風運動及其后的延安婦運及女性言說空間時，需要盡可能完整地還原歷史真實，避免陷入某種預設的框架中。

　　綜上所述，自1939年春延安婦運全面展開，以中的新女性為代表，女性的特殊利益與要求始終是延安婦運中的重要一環，從未借需要而否定女性自身的解放，性別與兩者相輔相成。正是因為新女性在延安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與義務，才給予丁玲一種想象與言說的文學空間。后來新中國女性地位的獲得很大程度上源于延安時期奠定的基礎，而現今知識女性面臨的困境卻與延安時期的新女性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何以《“三八”節有感》為代表的丁玲延安時期女性文學創作在80年代引起女性的青睞。丁玲在40年代對知識女性的關愛與同情，之所以在今天仍能擁有大量讀者，正是因為其言說對象“新女性”的跨時代性，以及延安婦運賦予她們的那種近乎烏托邦的理想與現實。

　　1 該篇初載于《文藝戰線年收入遠方書店版短篇集《我在霞村的時候》，并改題為《新的》。見《丁玲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代表性著作可參見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劉禾也提出“民族主義是深刻的男權意識形態”的說法，見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杰等譯，三聯書店，2008年，第276-277頁。

　　3 例如董炳月在解讀《我在霞村的時候》時，認為該小說中“女性問題超越民族、國家，被還原為純粹的女性問題”。董炳月：《貞貞是個“”——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解析》，《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05年第2期。

　　5 代表性論文如賀桂梅：《“延安道”中的性別問題——階級與性別議題的歷史思考》，《南開學報》2006年第6期。

　　7 參見江上幸子：《“言說”戰爭中性的“恥辱”——從對丁玲〈新的〉之誤譯和刪改說起》，中國丁玲研究會選編小組：《丁玲與中國當代文學》，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9-219頁。

　　8 丁玲：《淚眼模糊中之》，《文藝戰線 邊區中央局：《黨與婦女組織和相互關系（1940年）》，見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陜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匯集1940-1941年》，1994年11月，第267頁。

　　10 《中央處關于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新中華報》1939年3月6日。

　　11 邊區中央局：《黨與婦女組織和相互關系（1940年）》，《陜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匯集1940-1941年》，第267-268頁。

　　12 王明：《偉大的“三八”節日在延安》，《新中華報》1939年3月13日。

　　13 值得一提的是，《秋收的一天》初刊在《中國婦女》1939年11月15日上。

　　14 江上幸子：《從〈中國婦女〉看抗戰時期中國的婦女運動及其方針——丁玲四十年代作品背景探討》，《丁玲與中國女性文學》編選小組：《丁玲與中國女性文學——第七次全國丁玲學術研討會文集》，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397頁。

　　17 江上幸子：《從〈中國婦女〉看抗戰時期中國的婦女運動及其方針——丁玲四十年代作品背景探討》，《丁玲與中國女性文學——第七次全國丁玲學術研討會文集》，第389-406頁。

　　20 《中國婦女》（1939年6月至1941年3月）共刊登王明5篇文章，都在，分別是《論婦女解放問題》（1939年1卷1期）、《王明同志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大會上的報告》（1939年1卷3期）、《1940年的展望》（1940年1卷8期）、《關于母親兒童問題》（1940年2卷7期）、《陜甘寧邊區婦聯工作的任務和組織問題》（1941年2卷9期）。王明是在該刊發文數量最多、分量最重的領導。

　　21 洛甫：《對于婦女干部的幾點希望》，《中國婦女》1939年1卷1期。

　　23 中央處編：《六大以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70-773頁。

　　26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9頁。關于延安新女性的生活，此書有詳細介紹。

　　27 馬克·塞爾登：《延安道：中的中國》，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44-145頁。

　　29 馮雪峰：《從〈夢珂〉到〈夜〉》，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頁。

　　32 琴秋：《對于女干部的幾點要求》，《中國婦女》1939年1卷5、6合期。

　　33 《邊區黨委關于深入婦女工作給各級黨委的》，《中國婦女》1940年1卷10、11合期。

　　34 王明：《陜甘寧邊區婦聯工作的任務和組織問題》，《中國婦女》1941年2卷9期。

　　36 江上幸子：《從〈中國婦女〉看抗戰時期中國的婦女運動及其方針——丁玲四十年代作品背景探討》，《丁玲與中國女性文學——第七次全國丁玲學術研討會文集》，第399頁。

　　37 根據丁玲年譜，《在醫院中》寫于1940年，刊于1941年11月15日的《谷雨》。

　　38 雪韋：《〈在醫院中時〉〈麻雀〉及其它——介紹延安新出版的三種文藝期刊》，《解放日報·文藝》1941年12月5日。

　　39 賀桂梅：《“延安道”中的性別問題——階級與性別議題的歷史思考》。

　　40 尚定：《在身邊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頁。

　　41 從最新修訂出版的《王明傳》和《王明年譜》看，有關延安整風前后的敘述，仍集中在和王明的斗爭上，包括對王明擔任中央婦委和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一職，也只是從的角度單一地將其歸結為對王明的暗斗，沒有討論王明在延安婦女運動中的具體思想和實踐。這提醒我們，如果不擺脫毛、王對立的歷史敘述模式，將不利于還原整風前后延安歷史的復雜面貌。詳見周國全、郭德宏著，郭德宏增補：《王明傳》（增訂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郭德宏編：《王明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42 全國婦聯編：《中國婦女運動史1919-1949 五編》，湖南出版社，1988年，第194-197頁。

　　43 夢覺：《怎樣在婦女運動中展開調查研究工作》，《解放日報·中國婦女》1941年9月28日。

　　44 夢覺：《略談婦女工作作風》，《解放日報·中國婦女》1941年10月26日。

　　45 蔡暢：《婦女團結到反統一戰線上來》，《解放日報·中國婦女》1941年10月12日。

　　46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婦女運動——同志在女大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婦女》1940年1卷8期。

　　47 葉群：《贛江東西的婦女工作——江西通訊》，《中國婦女》1940年1卷8期。

　　48 秋：《關于開辦農村婦女訓練班的幾點意見》，《中國婦女》1940年1卷10、11合期。

　　49 琴秋：《對于婦女工作的幾點意見》，《中國婦女》1940年1卷12期。

　　51 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見《丁玲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頁。

　　52 丁玲：《三八節有感》，《解放日報·文藝第九八期》1942年3月9日。

　　53 延安新女性在婚姻中的各種困難，參見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第235-258頁。

　　54 孟慶樹：《十月與婦女解放》，《中國婦女》1939年1卷5、6合期。

　　61 《得到了些什么教訓——從精兵簡政中女干部的動態說起》，《解放日報·中國婦女》1942年2月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