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自1984年步入文壇，迄今已有十一部長篇，及三百余萬字中短篇小說的創作量，且寫作即使不算驚艷，但總在水準線上，也因此得到過王安憶等名家諸如“更是小說家”的好評的作家，現年54歲的王大進確乎太低調了。以至于在日前于江蘇南京舉行的“王大進作品研討會”上，與會專家某種意義上只聚焦一個話題：王大進創作有不少值得肯定和贊許的地方，卻為何總是聲名不顯？針對他不同尋常的勤奮和與眾不同的低調，評論家吳俊更是意味深長地道：“在當下文學和格局里，一個作家該如何經營自己的文學？”

　　吳俊說的“經營”至少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在當下全里，一個作家該怎樣利用多種手段來包裝、策劃自己。這乍一聽更像是走市場、跑流量的明星該做的事情，作家豈不應專注于自己的寫作？但很可能如吳俊所說，作家生活在當下，是很需要一些包裝和策劃的，否則的話很可能會默默無聞。當然這個事情，部分可以由出版社、社或來達成。二是，放在當代中國文學或某一個特定地域寫作群體的大背景下，一個作家需要對自己的寫作進行怎樣一種“修辭”。倘是換一種表達方式，吳俊疑惑的或許是，王大進的創作在整體上并不弱于同時代某些作家，卻為何沒得到應有的關注？

　　毫無疑問，王大進特別享受寫作。以他自己的理解，一個作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源源不斷地寫下去。“我30歲能寫，40歲能寫，50歲能寫，到60歲還能寫出東西，我就覺得特別幸福。”但他的確不怎么會經營自己的文學，或者說，他也不樂意去經營，甚至對此有一種心理。作為會議主持人，評論家汪政異乎尋地常對王大進表示了感謝。“我為什么要感謝他呢？因為這個會是我和魯敏做了好多工作，他才答應開的，他特別不愿意開研討會，，低調可見一斑。”而用王大進自己的話說，作為一個性格比較平和的人，他一直以來走的都是疏離文壇的道。“我寫了十幾本書，但我從來沒有給全國任何評論家寄過書。有一次在和王安憶一起吃早飯，她讓我有新書出版就寄給她，我當即說好的。但事后才發現沒有留下她的地址。我后來輾轉問到了地址，卻突然發現失去了寄書的動力。我想，我這樣一個作家寫得又不好，憑什么把小說寄給她看，這么一想，我就覺得很丟人，最終還是放棄寄書了。”

　　當然，王大進不同尋常的低調，也不能成為他聲名不顯的絕對理由。在評論家李國平看來，這和王大進不趕潮流有關。“大家的眼睛總盯著幾個大紫大紅的作家，像王大進這樣有相當體量，有相當積累的作家，確實被忽略了。他的書沒有前言、后記，上網查不到他的，也看不到他的創作談，他是一個藏在作品背后的作家。他靠自己一針一線長期累積，建立自己的文學世界。”評論家何平則認為，王大進被忽略在某種程度上，源于比較少的關注和研究也只局限于他的文本。“一個作家也是一個社會分析家，他通過作品對于社會進行分析、概括、把握，從而使之邏輯化，王大進具備這樣的能力，反映在他的小說敘事上，他寫的多是面向普者的俗情小說或世情小說，這樣的小說有賴于在作品與讀者之間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學生態。對于這類小說，要只是著眼于文本、作者，而不是同時關注到讀者這一環節，就很難認識其真正的價值。”

　　而以評論家賀紹俊的理解，這也和王大進置身于江蘇文壇有關。他為自己沒能關注到王大進歉然道：“江蘇的文學天空星漢燦爛，每一顆星都非常耀眼，但你盯著一顆星就忽略了另外一顆星，王大進就是我忽略的那一顆星。”賀紹俊特別注意到王大進在運用心理現實主義技法上有自己的顯著特點，并且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他的描寫注重人物心理的復雜性，他強調心理和現實之間的交互關系，而不是進人的內心。他不像有的作家為制造故事性，很愿意追求一些異常的東西。他往往就寫人之常情，對此進行一種很透徹的心理分析，這樣的分析，有時會修正我們某些固定的，卻是錯誤的想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作家寫兩性，寫，往往會有意無意受弗洛伊德理論的影響，最后歸結到唯一的，的視角。但王大進的小說，雖然很多以婚姻、為題材，但他從不拘泥于從角度分析問題，而是把視角擴展到人的一些基本天性，包括人的社會性、人的自尊、人的孤獨感等等。這些都會影響到作品中的人物怎么去處理兩性問題。所以，他的小說通常都包含著很深的寓意。因為王大進并不急于表達自己的觀點，他覺得這個世界不是簡單幾句話能說清楚的，他想用一種文學的方式把這種復雜性呈現出來。”

　　這也恰好應了新任江蘇省作協黨組汪興國的一句評價，王大進的現實主義不是符號式的現實主義，是走進生活深處的現實主義。某種意義上也了中國作協處魯敏的閱讀感受，王大進作品提供的文學觀、或者價值觀是比較的。“這個詞，可能會讓很多作家覺得太正確，大家都更愿意找一個更另類或者更的姿態顯示自己與眾不同。現在強調、柔軟，或關切之類的詞，都讓人感覺太正了。但王大進身上有的氣質，這和他本人的氣息是相輔相成的。所以看他的小說，不管故事情節如何發展，人物命運如何曲折，都能看出他對人物抱著向暖和向善的姿態。雖然他未見得都以正面方式表現這種，但他最后都會回來，把機位駕到人性比較柔軟的地方。”

　　但任何事物都至少有兩面性。王大進小說內在機理的柔軟，也可能成為他寫作的某種“軟肋”。《當代》主編孔令燕表示，王大進的小說表面上看寫的、，內里卻非常善意、柔軟。他幾乎對筆下的每個人物都充滿同情，并讓人感同。但他下筆不夠狠，讓我們感受到善意的同時，也可能了他表達的力度。“所以，我們讀他的小說，尤其是對其中的女性人物，會感同，但讀完后總還是覺得缺了點什么。這或許是他的個性使然，他把自己的性格貫穿到作品里去了，筆下人物都不夠狠，也可能是他自己太善了。”

　　回到文學的范疇來討論問題，吳俊的另一個或許比較有代表性。“王大進寫女性，應該說寫得非常好。但當畢飛宇、蘇童等筆下很多女性已經成為文學人物的時候，為什么他塑造的女性形象，還沒能融入到我們的文學經驗當中？”吳俊認為，這或許和王大進的寫作缺少文學力量多少有點關系。他指的不僅僅是人物本身缺少力量，而是文學修辭不夠有力量。“王大進在行文敘事里用一些成語，是我認為可以商榷的。他有些地方會用到‘雖然’‘但是’‘因為’‘所以’等轉折詞，雖然不存在任何語法問題，但把故事人物心理表達理論化、邏輯化了。這會在某種意義上弱化了文學敘事的力量。”

　　倘是換一個角度，王大進在一些方面的“弱化”，也可能使得他的寫作在另一些方面有意想不到的“發現”。評論家張在對比閱讀王大進早年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之》和長篇新作《眺望》后，認為如果說前者寫出了轉型期人的異化不歸之主題，后者則凸顯了人的現代性正在緩慢建立起來的主題。“同樣是寫進城的故事，《之》里的鄧一群，為了自己的，靈魂扭曲、人格，這樣一個人的異化之實際上帶有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和日常生活不能形成全面的對應。但《眺望》里湯小蘭的形象就很生活化，可以說是和生活本真無限度的接近。而且在湯小蘭身上，看不到城鄉之間尖銳的對立關系，她始終保持了人格的完整，這是很難得的一個設計。這應該說是王大進思維方式轉換的反映。他已經從根本上了城鄉對立的思維方式，也對底層敘事模式進行了有意識的。也因此，人的現代性的重要維度才得以慢慢建立起來，雖然這個進程非常緩慢，但仍然值得人們來眺望。”

　　以此觀之，王大進似乎本該是緩慢的，這是他寫作的一個基本姿態。《收獲》編輯部主任、作家葉開和王大進相識多年，編輯過他的多篇作品。在他看來，王大進就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我們這個時代特別愛下結論，總希望作者能馬上給出一個鮮明的態度，但是王大進不給你這個機會，或者說他對當今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有自己的獨特思考。這可能與他的內心，他的世界觀，還有他的性格都密切相關。但也可能正因為，他有這樣一種特殊的個態，恰好讓他有耐心慢慢去編織他小說里的那些耐人尋味的人物關系。”

　　也因此，王大進的創作給了江蘇省作協范小青這樣的總體印象：他的小說植根時代、植根現實，給人感覺于時代、于現實。他小說的語言雖然很樸素，卻有意味，有言外之意，所以看著波瀾不驚，也很容易讀進去。他的作品看似簡單平穩，寫命運不是太大起大落，寫人物不是太離奇古怪，但給人感覺，簡單背后有復雜，平穩下面有急流，并且看似平凡中，處處有奇思妙想。“我讀他的一篇小說《孤獨命運》，讀的時候覺得略顯沉悶，但在沉悶之中，卻也時時感到心動。我想，所謂文學的功能和力量就在于能讓動。這一點，王大進做到了，這是他的簡單與復雜，平凡與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