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積極融入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承接歐美發達國家的制造環節轉移，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產業升級與經濟起飛。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外部已經悄然改變。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競爭力逐漸增強，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試圖重新制定國際經貿規則，如近期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爭端中，美國強調在華投資不公平而提出的301調查涉及對外資所有權、以求技術轉讓為進入市場的條件、偏向本國民營企業、被要求技術轉讓、鼓勵國內供應商、以行業政策目標來審批投資、對內外資法律不一致、通過對外投資政策獲取技術、知識產度不足、以產業政策指導對外投資等方面，其矛頭直指中國潛在的競爭力源泉——“中國制造2025”。因而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開放面臨著愈加明顯的中戰略競爭與制度摩擦，傳統外資外貿戰略及發展徑已難以為繼，地方開放政策面臨新的課題，需要思考新思、開辟新徑。

　　擴大開放是道，國家利益是原則。在要素流動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積極融入國際分工仍然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尋求進步和發展的必要途徑。然而，就國家“參照最高標準擴大開放”的要求而言，其最高標準來自發達市場經濟高度競爭原則，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需要的發展導向體制。此外，高標準市場開放包含體制與價值觀等意識形態要求，因而該標準絕非純粹經濟問題。地方在擴大開放過程中必須以可控性為條件，尤其金融等現代服務業開放必須以為底線。

　　技術進步與產業創新的引資方向。高質量發展需要可持續的增長動力，有更可靠的產品質量，毋庸置疑其核心仍然是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然而近期中美貿易爭端顯示，以市場準入、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全球投資并購、吸引海外人才等為，中國促進產業升級的外資戰略到不公平貿易報復。由此，地方新一輪外資政策應進一步優化知識產權交易的市場，提高對各類知識產權的力度，強化司法程序市場；進一步完善國家對外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確保合資合作與外資的國民待遇原則；進一步中資企業對外合資合作的權益；對內外資企業一致的反壟斷政策，綠色發展內外資一致原則。

　　以創造制度性開放替代政策性開放傳統。近期中美貿易爭端的背后實質是中國與國家的制度性矛盾。歐美發達國家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所謂理由包括貨幣可兌換程度、工資可談判程度、外國投資、對生產資料保有大量所有權、決定資源配置、法律制度成為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工具等等，而以上領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與制度體系的制度摩擦所在。在國家基本經濟制度與制度基礎上，地方新一輪開放中仍以繼續深化體制機制，積極推動和形成制度性的開放，在知識產權、采購、國有壟斷、市場等方面加快與國際規則并軌。同時，進一步轉變職能，增強各級的政策透明度與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