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媒介對“河南人”描述過于夸張化和漫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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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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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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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民間文化性格，幾乎是在弱勢地位的情況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國傳統文明下的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憐、可惡的，卻是之中的。

　　本文摘自《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梁鴻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各時代的文人對因自然地理和不同而導致的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的現象早已注意到，關于這方面的論述數不勝數。中國歷來有北人、南人之分，自古以來對各地民風民俗民性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棟。20世紀的文人對南人北人、各個文化區域特點也多有精辟之說，魯迅先生就曾對南人、北人有過頗為精妙的描述：“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等等。

　　但是，如我前面所述，在目前的話語含義中，“河南人”更多的是一種貶義的稱呼。河南人的忠厚樸實、善良聰明等傳統美德被忽略，而河南人身上的另外一些負面民間性格則被強化出來。起初這一稱呼傾向于是對河南打工者行為和品格的否定，因為他們身上所攜帶的民間負性因子更加突出，與現代文明的沖突也更激烈，它并不指向一般的河南人。但是，隨著這一話語的廣泛使用，它就成為一個群體的特點，成為一種現實的觀念和存在。媒介對“河南人”的描述總在夸張化和漫畫化，它不利于我們對“河南人”現象作文化探源式的考察；相反，我們從河南作家作品中倒是可以發現一些最鮮活的河南民間文化性格。

　　魯思本尼迪克特在描述日本人的性格時這樣寫道：“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而又易于；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也說道：“在俄羅斯身上可以發現矛盾的特征：主義、國家至上和無主義、；、傾向良、、柔順；教儀式和追求真理；個人主義、強烈的個人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本尼迪克特和別爾嘉耶夫并沒有給我們描述出一個民族清晰的整體形象，這樣相互抵消、相互矛盾的說法，其實顯示了歸結“民族性格”或某一群體特性的難度。也許每個民族、每個地域群體都有這樣非常矛盾的地方。刀與菊，和優美，溫和與暴躁，同時并存于一個民族性格甚至存在于一個人的性格之中，這并不奇怪。在“河南人”的民間性格中，也往往表現出這樣驚人的正反兩面。

　　憂郁、內向與民間粗鄙的狂歡。中原農民沒有郁達夫式的“士”的憂郁，也沒有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的“憂憤深廣”，在中原大地特有的地域特征和人文下，多是農民式的沉思默想。中原大地的單調、遼闊、荒涼、陰郁和四季的無常變化如血液般浸入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姚雪垠的《牛全德與胡蘿卜》、李準的《不能走那條》、閻連科的《年月日》、的《鄉村情感》等作品都體現出這種憂郁和內向，既是作家的，也是作品人物的內在情感。“土地”和人之間不僅構成經濟上的切實關聯，而且也是唯一的朋友。“土地”常常和主人公對話，尤其是靈魂需要思考、做決定時，大自然是唯一可靠的交流對象，這時候，他們非常溫柔羞澀、憂郁甚至充滿著某種詩意。但是，同樣是他們，在許多時候，卻又是、、的，在鄉村，我們常常可以看見這樣的吵架場景，婦女披散著頭發，相互，男人拿著锨或鎬互相廝打，非常、，而鄉村的紅白喜事也是展現鄉村性格的最佳場所，、嫉妒、到處亂飛，最后以“吃個光光”來掉這文化的丑陋，師陀的《百順街》《毒咒》等作品充分表現了中國鄉村的這一性格特點。

　　“三花臉”與智性。“三花臉”在河南戲曲里通常指過場人物，通過插科打諢，自輕自賤，自嘲自罵，裝瘋賣傻，來獲得一陣笑聲。但是，在生活中，它卻意味著通過和人格來獲得某些利益、達成某種諒解或者獲得基本的權。這是中國底層人，或者說每個中國人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程度上都扮演著的角色，是中國文化中“弱者”的一種方式。他們是猥瑣的農民或底層的市民、工作人員，沒有自尊，以貶低來獲得一點。在《故鄉面和花朵》中，劉震云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幾個男女突然將我的麻六嫂給捺到了地上，接著就將她的褲子給扒了下來……整個過程他（麻六哥）都看到了，但是整個過程他一言不發，甚至還對那些做出這惡作劇的成年人露出一絲討好的微笑。……一場惡作劇過去，麻六嫂提上褲子，一邊系自己的褲帶，也沒有對眾人露出懊惱，一邊在那里系著自己的褲帶，一邊像麻老六一樣對眾人露出了討好的笑容。”鄉村世界的這種扭曲性格不僅僅是貧窮的生活所致，它是弱者的一種，是對隨時而至的災難的一種應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文化性格。與“三花臉”的自戕自賤相映襯的，是弱者另外一種方式，那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尋找一種平衡。李準《黃河東流去》中的徐秋齋，是鄉村智者的典型，他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和做斗爭，既贏得了勝利，同時也了，這是在之中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這是典型的鄉土智慧，是弱者的智慧，自有其和智慧的滿足。

　　好面子與自卑自大。賈平凹在談到寫作《廢都》時說：“西安的這種古都故都廢都文化心態是極典型的。……從某種意義上講，西安態也恰是中國的心態。”其實，這是北方的一個共同處境，穿行在開封、洛陽的小巷里，看到一個個古建筑和古遺址的殘垣斷壁，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沒落和悲涼，也許這就是廢都意識產生的原因。對北方來說，宋代帝都南遷后造成的文化、上的斷裂是致命的。中原地氣、人氣越來越弱，文化上產生巨大的失落感，的性格了另一面。一方面，他們仍然努力保持它對的關注和對文化的向往（在河南民間，上學讀書是基本的認識，學風甚盛）；另一方面，有一種被抽空了的疲憊，好面子（幾乎到了極致），要求人的和硬性血性，但常常又不得不充當來獲得的基本條件。與、善良與并存，有時候極其忠于誠信，但是，一旦受到或有利可圖，則馬上背信棄義。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現實中底氣卻不足，這也是形成獨特的中原人性格的原因之一。在自嘲和自卑的另一面，常常是過分的自尊和，這是最為常見的性格，也是沖突經常形成的原因。

　　可以看出，河南民間文化性格，幾乎是在弱勢地位的情況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國傳統文明下的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憐、可惡的，卻是之中的。同時，這里面也體現出一個由“中心”轉向“外省”的地方區域，在地位衰退之后所產生的性格變異。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這些性格的負面因素卻被賦予了雙重意義，一方面，它逐漸出不合時宜的地方，或者說，它與日漸個性化、現代化的方式之間產生了明顯的沖突，正是這些性格，使得河南始終無法擺脫傳統思維的因襲，使得河南民間對的追逐總是更為激烈，也在無形中與時代文化的發展趨向產生了深刻的沖突；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在中國當前的語境下，這種文化性格仍有它的基礎，中國和人文并沒有脫離傳統文化的內核，每一級別的人相對高一級別的人來說，都是弱者，仍然需要各種扭曲的行為來獲得自己的權和發展權，換句話說，中原文化的內在運行機制仍然廣泛地存在于中國文化的內部，存在于中國生活的每一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