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羅佩的著述，有人做過統計，涉及語言、教、民俗、美術、文學、音樂等等門類，其以中國文化為研究對象而堪稱代表作者，為《琴道》、《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后二者的誕生也許出于偶然，卻是中國性學的現代開山之作，均已譯為中文梓行；前者是第一部介紹古琴藝術的西文專著，迄未見有譯本。

　　胡文輝兄著《現代學林點將錄》，于高羅佩其人其學的概括極為精當：“作為個人，高氏最處，尚不在其中國知識的博洽，而在其中國文化素養的全面。一般漢學家，能讀漢字未必能說漢語，能說漢語未必能寫中文，而高氏不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詩詞吟詠亦已入流；文學以外，書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師指點。其通才絕藝，儼然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遺風，不僅非任何漢學家所能及，在現代中國人之中亦屬罕有。而且，他身為西國官員，下筆每稱‘吾華’如何，開口即道‘在我們漢朝的時候’或‘我們中國在唐朝’之類，更堪稱最中國化的漢學家；若有繼陳垣而作《現代西華化考》者，自不可無此公也。”他這樣的趣味與素養，注定了他不可能在某一項領域皓首窮經，而只能在游藝之余，興之所至，發而為文。這樣的著述動機，亦純然是“吾華”文人的，而非現代學者的。

　　如果僅看高羅佩的舊詩、古文、書法、繪畫，誰都不會想到，他竟然是一位高鼻深目的人。不過，詩文書畫之類對舊式文人來說是看家本領，新派人物亦不乏個中能手；而古琴，即使在多數文人中，也算得上一門珍秘而稀罕的高雅技藝———據《今虞琴刊》的統計，抗戰爆發前夕全國能操縵者不足三百。因此，古琴為高羅佩贏得的關注委實不可低估，他所留下的中文資料多見之于琴人，亦非毫無緣由。可以想象，抗戰后期，當高羅佩以中國傳統文人的姿態悠游于陪都重慶，中國文人學者不僅有引為同調與知音的歡喜，也不無斯文未滅的安慰。而他搜集清初東皋禪師資料，原本只是留意古琴在日本的流傳史，卻為中國學人發掘出東皋抗清失敗而東渡的秘辛，以標榜忠義———這一抗戰期間的現實需求，竟然也是由閑情逸致而不經意得之的。

　　高羅佩的詩文書畫難得一見，琴學性學著述知道的人則多些，但如今一般讀者記憶中的高羅佩，多半與他寫的狄公案系列小說聯系在一起。寫過小說的漢學家不止高羅佩，但以小說而贏得廣泛聲譽的，唯有高羅佩一人而已。后人編輯的高氏著作目錄，以狄公案系列小說單獨作為一項，與其所著譯之書、單篇文章并列，大約以為非關學術。但是，這批小說既然以唐代為背景，以狄公為主人公，便處處難脫中國的歷史文化、民俗法律，似是而非固然免不了，沒有一定的漢學功底卻也寸步難行；何況對高羅佩本人來說，無論是學術還是小說，他所想表達的趣味恐怕并沒有太大的不同。近30年來，高氏所著狄公案在中國本土一再刊行，且多次翻拍為影視作品，風頭遠勝于數百年來中國作家所創作的各種長短不一的狄公探案故事。高羅佩地下有知，按他的個性，不知道會得意成什么樣。

　　高羅佩在中國的時間并不長，又遭逢戰亂頻仍的年代，接著天地玄黃，江山易手，在中國，人們對這位“帝國主義”自然不愿涉及，比較重要的記述多見于，其中以陳之邁所寫的長文《荷蘭高羅佩》(1968年11、12月，1969年1月連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總第78、79、80期)最為詳盡。陳之邁從事外交，是高羅佩的同行，又是高羅佩的友人，他的這份記錄堪稱全面而權威。40年來，幾乎所有介紹高羅佩的文字都直接或間接地從中取材，甚至改寫倒賣。時至今日，其內容固已多為人知，但作為第一手材料，其價值仍不可替代，亦有介紹給讀者的必要。

　　《高羅佩事輯》這本即將在2011年新年出版的小書，屬于“海豚書館”系列之一，匯編了目前所見的他人所寫涉及高羅佩的第一手中文資料。也就是說，高羅佩自己的中文作品(如《〈琴道〉后序》、《〈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自序》)以及涉及他的外文資料(如未譯成中文的英文傳記，或已經譯為中文的岸邊成雄《江戶琴士探源》)，皆不在此列；而西人的回憶，只要是直接以中文寫成，如蒲樂道(John Blofeld)《老蒲游記》中的片段，亦予搜羅。

　　今歲正值高羅佩誕辰百年，謹以此文和《高羅佩事輯》，紀念這位在上入籍“吾華”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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