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不是典型的卻是獨特的，不是的而是文化的。紐約的創新文化特色在于其大眾化、民間化、生活化、實踐化和多樣，這一特殊性形成了有活力的、性的城市文化，也形成了美國獨特的現代主義的藝術風格。紐約的文化又具有本土特征和世界主義特色，二者相得益彰，這奠定了紐約成為世界性文化都市的基礎。

　　1971年獲得美國大學戴維斯分校史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紐約大學人文科學校級教授和歷史學教授。出版專著13本，發表百余篇學術論文以及大量。在美國文化史、19世紀知識史、城市文化史、美國公共教育史、美國高校發展史等領域頗有建樹，尤其是對現代都市研究的理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紐約知識深有研究，曾出版《紐約知識人：紐約市知識人的歷史，從1750年到當代的開端》、《知識與公共生活》。1975年由博士論文改寫的著作《城市意像》獲美國歷史學家協會特納圖書。2005年受聘成為華東師范大學名譽教授。

　　紐約和上海是兩個很有類比性的城市。它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是以對外貿易為特色的商業都市，又都以經濟特別是金融創新而著名；其文化創新能力更使之堪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威尼斯或17世紀的媲美。

　　紐約、上海兩座城市各自與本國的關系，是它們的另一相似點。比如紐約，它仿佛既是美國的，又不是美國的。上海也有這樣的特點。紐約和上海在19世紀以來已成為國際化都市，但都不是意義上的首都。上海為什么和中國其他城市不一樣？紐約為什么和美國其他城市不一樣？主要因為它們在文化和經濟上與世界有廣泛而密切的聯系。上海和紐約在城市的成長過程中與歐洲有密切關系——上海通過舊時的條約與歐洲發生聯系；紐約則得益于來自歐洲的種族移民。

　　我想通過兩個方面來探討紐約創新文化的形成：一是經濟、技術層面；二是文化、藝術層面。我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通過研究這兩個方面的種種聯系，說明都市創造性文化的社會基礎，進而理解模仿與原創、地方主義與世界主義等問題。具體地說，我想著重探討紐約人和上海人對作為現代性標桿的歐洲都市的模仿行為與其根植于本土的創新行為之間的關系。這里所謂的本土，拉丁文原義是“根植于土壤”�；蛟S拿上海和紐約來說，城市里的摩天樓就是上海和紐約的“本土”。

　　首先，我給大家介紹一下紐約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和19世紀技術創新的。在美國，人們常常把紐約和做比較。這兩座位于美國東部的城市都是從18世紀發展起來的，但基礎很不一樣。一開始，紐約就自認為是一個商業城市，曼哈頓的第一批石頭建筑是荷蘭人1626年建立新（紐約前身）后開設的洋行。建于1630年，是一個清為獲得的救贖而建立的教社區，它的第一批永久性建筑是。這兩座城市的差異一直延續到今天。自認為是美國文化的源頭，其知識文化和文學具有極高水平，如愛默生和以居住在沃爾頓池塘的草屋里蜚聲世界的梭羅等19世紀知識和文學界的人物，都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相比之下，愛迪生和斯戴勒這些紐約的代表人物，則都是自學成材；詩人惠特曼也是在紐約街頭、沙龍、劇院等公共文化場所里自學成材的。美國最偉大的小說《白鯨》的作者梅爾維爾聲稱海洋和莎士比亞是他的大學。他覺得愛默生的寫作離現實太遠，所以梅爾維爾要將他所熱愛的莎士比亞從“自以為了不起的文人”那里解放出來。他認為莎士比亞屬于紐約，而不屬于倫敦，更不屬于，應該說紐約可以造就一個更偉大的莎士比亞。他寫道：“如果莎士比亞晚生一個年代，就會在百老匯大街上散步”，“而伊麗莎白時代對人的靈魂的也許就不會莎士比亞的創作了。因為我相信，甚至莎士比亞都仍然是有所的。”但是，梅爾維爾補充道，光是在百老匯大街上散步，面對那里復雜和混亂的景象還不能創造出美國偉大的作家，“沒有《宣言》是不行的”。

　　另一個典型人物是女作家福勒（MargaretFuller）。福勒在1830年代是愛默生超驗主義者圈子的一員，因善于“交談”而著名，但她那才華橫溢的“交談”只在私人小圈子里展開，聽眾只有女性。但是后來，她出版了準女權主義著作《19世紀的女性》，并開始用這種方式在領域講話。因為這本書，格里利（HoraceGreeley）將她帶到紐約，專為《紐約論壇報》寫作，福勒遂成為美國第一位全職書評家。愛默生及福勒在超驗主義者圈子里的朋友們認為，都市日報的筆墨會弄臟她的手，特別是一雙女性的手。但紐約卻不這么認為。紐約給了她機會，而她則充分享受這樣的機會。紐約使福勒得以從私人和朋友的小圈子公共生活領域，允許她（正如她自己所說）“推動思想的浪潮向前”，去實現她在當時男性公共文化中建立自己地位的渴望。在格里利的鼓勵下，福勒從寫書評開始，漸漸擴展到在上討論、社會、文化問題。她在紐約出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位于黑井島（今天紐約的東斯福島）的女性避難所訪問“自己性別中最不幸的人群”，開始對都市的貧困現象、慈善事業以及進行調查并在報刊上公開討論。在紐約，她遍嘗各種生活體驗。對于福勒和許多人來說，紐約是一架學習機器，所提供的遠比的崇高理想和階層的高等學府更多、更重要。

　　美國文學史上除了新英格蘭傳統之外，一直還有一個紐約傳統，一個因其地方主義色彩淡漠而不常被人提起的傳統。面對著哈德遜河口的紐約人更易于更廣闊的世界，他們所僑居的這座大都市總是世界主義的和不斷變化的。奠基時代的新英格蘭人的確從他們緊密而根基深厚的社區汲取力量，但他們也因這些地區的封閉性而受損。紐約的男人和女人都以絕然不同于新英格蘭人的方式屬于世界，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具有一種只有極少數新英格蘭人才有的對于國家的整體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