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表示，80年代以來思想界有全局影響力的人，唯有李澤厚先生一人。但讓他感到困惑的是，“到90年代后，就很可悲了，沒有了”。

　　在剛過去的雙休日，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將中國思想界多名中外學者召集在一起，“以李澤厚哲學為例”，探討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和文化熱現(xiàn)象。

　　杜維明認為，上世紀80年代，已成為當前中國學術、知識及文化界所關注的課題。80年代是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思想界最活躍、最有創(chuàng)意的時代。具體而言，自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間，當代中國思想界呈現(xiàn)了特殊的、乃至于獨一無二的盛況，各種間呈示了相互論辯、、交流、融合的景觀。

　　杜維明舉例說，“美學熱”，“文化熱”，中國文化書院成立，《未來》書系，《文化：中國與世界》書系及叢刊所引領的學術風潮，77和78級大學生及研究生所導引的大學校園氛圍，譯介，傳統(tǒng)反思，重塑文化中國認同的努力等，所有這一切都留下了有待展開的課題。因此，杜維明說，對20世紀80年代的重新回顧、，同情的了解和的認識，構成如今考察中國思想創(chuàng)造性的一個重要論域。

　　“李澤厚先生為我們提出問題，問題意識最為重要。”杜維明表示，我們不一定能解決問題，但提出問題就常大的挑戰(zhàn)。舉辦研討會的目的，就是“希望李澤厚式的思想家出現(xiàn)，但這樣還不夠，我們更希望有知識的群體的意識出現(xiàn)”。

　　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表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思想界來看，80年代思想界有全局影響力的人，唯有李澤厚先生一人，“到90年代后，就很可悲了，沒有了。”

　　李澤厚沒有參加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只在第一天會議結束后的晚宴上和與會學者見了面。在被問及如何給自己定位時，李澤厚表示，不愿意回答此類問題，只說“我從不給自己定位”。

　　李澤厚，1930年出生，1950年代接受大學教育，算得上1949年后的第二代學者。在錢理群看來，這一代學者在封、資、修的背景中成長起來，知識結構有重大缺陷，與馬克思主義深刻聯(lián)系，不可能輕率與之告別。不過，這一代學者有很強的社會責任、人文關懷等。但讓錢理群感到困惑的是：為什么我們的思想界現(xiàn)在沒有李澤厚了？

　　研討會上，李澤厚的學生、中央民族大學哲學教學系趙士林認為，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社會經歷的巨大變革中，李澤厚在哲學、美學、思想史等多個領域引領潮流，是那個時期的思想旗幟。

　　趙士林總結了李澤厚學術史的三個時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至今，“每一時期都既有一以貫之的創(chuàng)造，又有因應不同時期問題的關注重點、理論風格、學術建構，從思想學術文化的角度，體現(xiàn)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

　　在趙士林看來，李澤厚繼承了先儒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tǒng)，密切關注中國進程，從世界文明發(fā)展的視野切入中國現(xiàn)實問題，對差不多所有當代社會重大問題都提出了獨到看法。

　　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楊煦生認為，作為李的學生，“一直體會更多的是一個充滿悖論并且有很多悖論起碼在目前未必能夠立刻解決的李澤厚。”

　　楊煦生說，李澤厚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一種情態(tài)之中，讓生命成為一種過程，正是他的特點。李澤厚把這個時代面臨的很多矛盾給清晰化了，或者努力把各種不同的東西攏在一個體系里解決，多多少少有點悲壯。

　　從20世紀80年代幾次學界所謂的“潰敗”以來，經商、從政只是一個分化，還有很多人在學者上，有人變成了專業(yè)教授成為專家，有的只是在專家的面具活。楊煦生認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澤厚得最好。作為知識，他了非常多的東西，一直從事哲學活動。

　　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友漁認為，如果只談李澤厚的成就，不談不足和缺陷還是一個缺失，“如果沒有這部分，研討會就是不完美的”。

　　“李澤厚比同時代的所有人高，但是他的高只是一個時代的高。”徐友漁說，李澤厚玩得嫻熟的是傳統(tǒng)的，對于觀點的，他可以強調個體、選擇的一面；對于正統(tǒng)觀點的，他可以強調整體、社會制約條件的一面。這種，盡收左右逢源之效。

　　盡管提出了李澤厚的局限性，徐友漁還是認為，李澤厚并未退出中國思想文化舞臺，“有太多人輕率地斷言，李澤厚退下了中國歷史舞臺，沒有發(fā)言權了，我覺得完全不是這樣的”。

　　徐友漁表示，李澤厚有來自歷史深處、來自傳統(tǒng)、來自文化的中國智慧，這些都無人可及。“如果李澤厚不是在被人研究之后遺棄，而是別人輕率地淡忘，這是中國思想界的悲哀。”

　　對此，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認為，徐友漁的不是很公平，“不能夠要求把任何討論，都還原到實踐的選擇上比較。不同哲學層次的討論，應該，這樣可能對李澤厚更公平。”

　　在分析文化熱成因時，徐友漁認為，可能是當下思想文化貧乏、平庸、功利，與80年代的、理想、豐富多彩形成了鮮明對比，80年代成為人們追憶、緬懷的美好時光；其次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錄》引起了關注和爭議，什么是80年代真實的思想文化圖景，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

　　“文化熱中，思想、學術、文化活動不是單純的，而是與密切相關；另外，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化熱階段，知識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在配合、促進執(zhí)政黨的方針這個框架內活動。”徐友漁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