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我的祖國（我與新中國·慶祝中國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對我們這些經歷過風風雨雨、跟著黨和國家一起走過艱辛歷程的人來說，更能體會當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走正確道路、埋頭苦干的歷史意義，這種實干興邦的奮斗精神感染了我。為了美麗理想，雖歷盡滄桑，但是壯志未改，在余霞滿天中，我要發揮余熱，報效祖國和人民。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仿佛轉瞬間，我已經跨過一個世紀，進入一百零五歲了。回首百年歲月，既如夢如煙，又歷歷如在眼前。自上世紀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起，我在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工作中得到磨煉；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聯大，我親見一代讀書人于艱苦卓絕中的氣魄和風骨，也真切聽到人民怒吼的心聲和越吹越響的斗爭號角；新中國成立后，在如火如荼的國家建設中，我從頭開始學城市規劃、學工程管理；改革開放春雷滾滾，在日新月異的生活變遷中，我和所有人一樣見證這個國家的揚眉吐氣；有幸跨入新世紀，我更是實實在在感受到一個民族實干興邦的奮發崛起……

　　如果說作為一個百歲老人，我有什么不一樣的感受和認識，那可能就在于，我對“新中國”三個字沉甸甸的分量有著別樣的體會，也更能感受到置于百年滄桑的歷史里，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這一喜慶日子是多么來之不易，其間有太多值得記取的故事和經驗。

　　貢獻社會、服務人民是我一生志向。聽到越來越多的人叫我作家、老作家，我還是覺得受之有愧，我是六十年前很偶然地開始創作的，直到今天，也只能算是個業余作家。

　　記得那是國慶十周年前夕，《四川文學》主編、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要我寫一篇紀念文章。盛情難卻之下，我寫了一篇回憶文章《老三姐》。文章在《四川文學》登出后，被《人民文學》轉載，竟引起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的注意。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把我請到北京，開門見山地說：“看你是個老革命，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生活積累；看你的文筆，能夠寫文學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要求你參加進作家的隊伍里來。”我說自己本職工作很忙，邵荃麟說：“你寫革命文學作品，對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長一倍，貢獻更大，何樂不為？”這一點倒真的打動了我。能做兩份工作，對社會特別是對青年讀者能多一份貢獻，的確是好事。于是我回到成都，便這樣開始寫作了。

　　但那時我的本職工作實在是忙，幾乎沒有時間來寫。《人民文學》主編陳白塵派編輯周明來成都找我約稿。周明見我的確忙，也不催著我交稿，而是留在成都，趁我休息時來找我，說是想聽我擺一擺過去革命斗爭的龍門陣。這好辦，當年革命生涯中的故事我隨便一擺就是好幾個，周明馬上抓住說：好，就這幾個故事，你按你擺的寫下來就行。就這樣，《找紅軍》《小交通員》《接關系》等革命文學作品一篇一篇地發表出來。

　　寫作打開了我革命斗爭記憶的閘門。那段驚心動魄的革命生活雖然已經過去，但它銘刻著苦難艱辛的歷史，積淀著革命者的智慧與意志，閃耀著無數人的理想與信念，這些都不會隨時間而逝去，也不該被我們忘記。它是我們的來路。更何況，那些熟悉的、犧牲了的同伴朋友，常常來到我的夢中，和我談笑風生，叮囑我、呼喚我、鼓勵我……一種感情在催促我，讓我欲罷不能。我知道，讓他們在我的筆下“重生”，讓后來人知道他們的信念與精神，是我的責任所在。

　　1960年創作長篇小說《清江壯歌》，是我文學經歷中最難忘的事情之一。創作緣由是當時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大事：我歷盡千辛萬苦，終于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兒。二十年前的1941年，我和愛人劉惠馨一同在湖北恩施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我們的女兒才出生一個月，劉惠馨就因叛徒告密，不幸被特務逮捕。她和一同被捕的何功偉同志在獄中英勇斗爭、堅貞不屈，后來從容就義，我們的女兒從此下落不明。新中國成立后，我在各種場合打聽其下落，卻毫無結果。后來通過組織查找烈士遺孤，湖北省公安廳組織專案組，經過一年多曲折歷程，終于把我的女兒找到了，她那時已經在北京工業學院讀一年級。巧合的是，何功偉烈士的兒子也同時在這個學校讀一年級！我得知這個消息后，急忙飛往北京，抱著兩個烈士的孩子，潸然淚下。

　　這件事在四川一時傳為佳話。沙汀等文學界的朋友鼓勵我，以此事為引，寫一部長篇小說。雖然那時我工作仍然很忙，但我已經從感情上進入角色，把烈士們革命斗爭的事跡彰顯出來，這是我念茲在茲、一刻也不曾忘卻的事。于是，我利用業余時間動起筆來，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終于完成這部《清江壯歌》。小說中有關賀國威和柳一清的許多細節，都取自何功偉和劉惠馨兩烈士的實際斗爭生活。與其說這是我寫的長篇，還不如說是烈士們用鮮血寫就的。

　　這部小說一邊寫，一邊在《四川文學》和成都晚報上連載，后來武漢日報也開始連載，沒想到竟獲得那么多讀者喜歡，我收到大量的群眾來信。四川大學的柯召教授告訴我，他每天晚飯前必去取成都晚報，看連載的《清江壯歌》，他說許多教師和同學都如此。這部小說的連載，也引起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注意，后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開印就是二十萬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天津、四川、武漢的廣播電臺還先后全文連播。《清江壯歌》奠定了我對革命文學的信心，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對革命先烈的歷史事跡渴望有更深入的了解，革命精神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同光與熱一樣，永遠為人的心靈所需要， 也一定能發揮凝神聚力的作用。

　　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作家都會自覺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因為他們從自己切身體會中知道，離開了人民的革命斗爭，就沒有作家的存在，更說不上創作，即使創作了，也不為廣大人民所歡迎。”我還記得，1982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貝爾格萊德時，在國際作家會議上做了此番發言，這是我創作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對許多作家同行們的觀察所得。

　　在我生活過的一百年里，中國發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進行的革命是多么悲壯，又是多么炫麗！有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多少壯烈犧牲之人，多少驚天動地之事，都可以作為我們加以提煉與展現的文學素材。遺憾的是，我寫出的只是這豐富素材中的一小部分。

　　偉大時代呼喚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時代永遠是需要文學和作家的。如果我們拿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精品來，人民永遠是歡迎的。因此，我始終懷抱樂觀的態度關注文學界。中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必將有大量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精品涌現出來，前提就是作家們自省、自強，“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堅定走一條雅俗共賞的有中國特色、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學之路。這也是我愿意為之搖旗吶喊、終生不改的文學志向。

　　一百歲的時候，我的長篇回憶錄《百歲拾憶》出版了，那時，我為自己定下一個“五年計劃”，希望能繼續我的文學創作。五年里，我完成回憶錄《人物印象——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和小說《夜譚十記》續集《夜譚續記》，都已先后交付出版社。我在一百零五歲的自壽詩里寫道：“三年若得兮天假我，黨慶百歲兮希能圓”，朋友們笑說，這是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

　　笑談歸笑談，但這真的是我的夢想。還記得1938年，我在入黨申請書上鄭重其事地簽下“馬識途”而不是本名“馬千木”，因為我確信自己找到了正確的道路，老馬識途了。一晃八十多年過去了，對我們這些經歷過風風雨雨、跟著黨和國家一起走過艱辛歷程的人來說，更能體會當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走正確道路、埋頭苦干的歷史意義，這種實干興邦的奮斗精神感染了我。為了美麗理想，雖歷盡滄桑，但是壯志未改，在余霞滿天中，我要發揮余熱，報效祖國和人民。

　　（作者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