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遺著《勞作的女人：20世紀初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不幸英年早逝的美籍華裔歷史學者程為坤解讀出了其中的復雜內涵。在對那個年代這些女藝人的演藝生活進行梳理之后，他認為，現代塑造了這些女藝人的身份，女藝人為現代戲曲所，也重新定義了戲曲的世界，民族主義則使之聲望更高，受人尊敬。因為這些女性不但重拾傳統“女性的美德”，還有不少人通過自己的演劇為社會著方向。但是，盡管戲園給了女性重塑自己的機會，卻也容易將其降格為“物化的和性，一個年輕美貌的女演員可能會成為男性性幻想和快感

　　本書向讀者介紹了女手藝人、女傭、女乞丐、女演員，還有其他一些我們缺乏基本認識的女性勞動者，并指出，城市女性成功地占領了公共空間，將其變成了她們的日常空間，并運用公共空間來增加自己的機會和影響。

　　在變，女性也在變。雖然可能遲緩，勞作的底層婦女的變化賦予了老舊以現代的新意，老舊因為這些大膽也不得不街頭的底層婦女的勞作、言行而有了生氣和靈魂。

　　這是一首在老生活的多數人都熟悉的順口溜，說的是20世紀初葉在混日子、討生活的女藝人的生活實況、窘況與艱辛。當然，絕大多數人更熟悉的是首句。對于當下多數人而言，這些百年前關于女藝人的陳谷子爛芝麻的舊事要么熱鬧有趣、可笑，要么索然寡味。但是，對受到女性主義影響，又志在研究社會史的歷史學者而言，這些看似理所應當也平淡得出奇的順口溜、昔日的潮流，都有著非凡的意義。

　　在遺著《勞作的女人：20世紀初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不幸英年早逝的美籍華裔歷史學者程為坤解讀出了其中的復雜內涵。在對那個年代這些女藝人的演藝生活進行梳理之后，他認為，現代塑造了這些女藝人的身份，女藝人為現代戲曲所，也重新定義了戲曲的世界，民族主義則使之聲望更高，受人尊敬。因為這些女性不但重拾傳統“女性的美德”，還有不少人通過自己的演劇為社會著方向。但是，盡管戲園給了女性重塑自己的機會，卻也容易將其降格為“物化的和性，一個年輕美貌的女演員可能會成為男性性幻想和快感的對象。”于是，由于“良賤”等傳統文化觀念的強大慣性，女藝人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來自不同社會群體充滿矛盾的期待：藝人、楷模、宣傳員、新女性、平民的發言人、性幻想和消費對象，等等。

　　顯然，在20世紀初葉的，確切說到1928年因南遷而未易名為“北平”之前的，這些社會地位低下卻有著市場的坤伶的、和經濟上的能量是以極大的代價換來的。在這本新近翻譯過來的英文著作中，書名“勞作的女人”（working women）和正文中的“底層女性”均是范圍非常廣的概念，包括：因為社會巨變而社會底層的滿族婦女、被富貴人家雇傭的老媽子、走街串巷穿梭在千家萬戶中的三姑六婆、街頭謀生的拉車婦、縫窮婦、女乞丐，而最早在京城開辦女澡堂子的金秀卿等女商人，和那些不得不靠維持生計的不同級別的。總之，除了知識精英女性以及中產階級女性之外，作者將因種種原因而突破了三從四德等良家婦女的傳統定義，而頻頻在街頭巷尾等公共空間拋頭露臉討生活的不同行當的女性都納入到了他的研究之中。

　　毫無疑問，這些占據了女性人口主要部分的勞動女性，其日常生活才是城市生活的主流。本書試圖勾畫的是在那個巨變歲月的的大多數女性，或者說勾畫的是這些勞作女性棲身的。在變，女性也在變。雖然可能遲緩，勞作的底層婦女的變化賦予了老舊以現代的新意，老舊因為這些大膽也不得不街頭的底層婦女的勞作、言行而有了生氣和靈魂。為了激發更多的人對精英潮流之外的女性的思考，增進對底層女性主體性的認識，作者在新舊交替、混融的場景中，盡可能地爬梳、檔案、文人創作以及民謠等各種文字資料，以求白描出不同底層女性的生活群像。

　　在本書中，程為坤從性別的角度或者說基于女性主義的立場善意地提醒讀者，與歷史相對短暫的上海不同，“性別區隔的原則形塑了的社會歷史，給的街道注入了性別意涵”。在一定程度上，街道胡同的名字與女性相聯系，表現了從事特殊職業的女性的公共影響力。然而，千百年來，不但在以女性命名的街巷名稱屈指可數，就是偶爾出現的諸如“石老娘（接生婆）胡同”、“奶子（皇室乳母）房”這些以女性命名的街巷名稱對城市地標影響也多半是“負面的”，因為這些女性了傳統社會對女性社會角色的基本定位與規范。

　　不僅如此，由于眼睛向下的俯就，即聚焦于勞作婦女的日常生活，作者更清楚地意識到，在這樣明顯有著話語霸權和歧視而共時性呈現的歷史層累的“性別空間”，清末以來新興的“女權主義的影響和對文化的熱忱跟大多數天天為生活忙碌的底層女性很少沾邊”。換言之，獨領、名垂青史的精英女性及其所崇尚的民族主義或女權主義修辭術對城絕大多數勞動婦女的影響微乎其微。在辭舊迎新而巨變的動蕩年代，為了家庭的、的活，作為行動主體，意識明顯的底層女性不得不走出，以安全為代價出去尋找一切可以謀生的機會，從而發展出了她們自己的辦法應對大的社會變局。這正如俗語所言：“人窮了當街賣藝，虎瘦了攔傷人”！因為孩子等家務活兒和掙錢養家的雙重重擔模糊了生產和再生產的界限，這些勞作女性的就業層次明顯低下。但是，正因為她們群體性地頻頻走出，原本主要是男性占據的外的空間——公共空間——也就日漸變成底層女性的地盤。

　　任何時代、任何階層的女性都不可能始終是“繃緊的弦”，都有其或長或短的閑暇，有著大相徑庭的休閑方式與策略。直到帝國晚期，老婦女的休閑活動主要是過節、逛廟，抑或在口觀看來來往往的紅白喜事的迎送隊伍，甚或隨口哼兩句小曲。走百橋、摸門釘、朝山求子祈福等婦女經常參與的“休閑”明顯有著教的色彩，并服務于男權社會傳接代的香火觀念。因此，尤其是廟會與節慶，作為傳統休閑的象征將女性和過去聯系在了一起。

　　清末以來，效仿的近代化歷程的次第展開。1907年，不僅萬牲園在開園，清還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范學堂章程》，明確宣布廢止纏足，體操、音樂和游戲，以培育合格的妻子和母親。辛亥后，除已經局部意義上向女性的戲園之外，電影院、動物園、游樂場，尤其是將壇、先農壇等原本皇家禁地而來的大小公園等新興娛樂設施及其娛樂活動紛紛登場。在初年中，女子項目更受歡迎。作為潮流，包括交誼舞、體操等在內的新興的娛樂也明顯沒有了昔日濃厚的教味，而是女性個人的選擇、興趣使然。

　　客觀而言，程為坤對20世紀初葉這一過渡時期的京城婦女的休閑娛樂的把脈、判斷是準確的。但是，對新興的娛樂，除了上述標志性事件的敘寫之外，勞作女性的休閑娛樂則語焉不詳。不僅僅是女乞丐、包括多數在天橋坤書館、落子館討生活的女藝人在內，絕大多數忙于生計的勞作女性是無緣這些新興的休閑活動的，依舊是女藝人、——昔日文化分野中的“倡優”——自身在整體性地供人娛樂、消費和享用。

　　換言之，作者所言的來自不同行當、不同階層的勞作的女人實則是個非常龐雜，又各自有著亞文化、次文化與反文化的異質群體，是古斯塔夫·勒龐所謂的“烏合之眾”。無論是“勞作的女人”還是“底層女性”，核心概念的定義不明，也給人造成了認知的含混。程為坤一再強調的這些女性自立的“勞作”和強調其社會地位的“底層”這兩個最大公約數并無法行之有效地統合其歷史、文化的差異性、復雜性和多樣性。因為材料或材料的所限，對其所言的勞作的女人抑或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的描述、辨析也就常常不可避免地流于了形式與片面，甚至不乏矛盾之處。當然，這或者是同樣意在求真并修正英雄史觀而格外關注常民柴米油鹽醬醋茶等微觀世界、日常生活的社會史研究共有的瓶頸、兩難與糾結。

　　不可否認，本書從性別視角對20世紀初葉的研究的開創之功。包括在內，書中分別描述的不同行當的女性都表現出了主體性、復雜性和矛盾性。但是，作者一鍋煮的底層女性的主體性反而給淹沒了。這或者多少讓人有些遺憾。□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