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驍驥，畢業于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新聞系。經濟史研究者，專欄作家。著有《致窮：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英國議會往事》等書。

　　了解現代廣展史的朋友應該知道，后第一條商業廣告，始于1979年1月的上海。是年，該臺首次了一條關于養身酒的商業廣告，主要藥效便是補腎養顏。

　　近來流行一句話“感覺身體被掏空”。在每天的日常對話中，在手機朋友圈的調侃段子里，經常可以看到這句話出沒的身影。人們用它來調侃面對現實時的無力感。升職的壓力、老板的、老婆和丈母娘的，加上提前透支半個人生的房貸車貸，最后都從苦逼的男士們嘴巴里逼出了這七字：感覺身體被掏空。據說，有好事者以此為藍本創作了一首神曲，流傳于網絡，可見被神秘力量“掏空”的，已經不限于某個人的身體，而幾乎是所有人的身體。歌聲，讓大家不約而同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

　　其實，查考出處，這句廣泛流傳的話來自于一支廣告片的臺詞。此廣告是關于補腎保健藥品的廣告，情節很簡單，如我們熟悉的那樣，主角是一男一女，男主在生活中承受壓力過大，導致腎虛。腰酸、腿痛、體寒、房事不過硬，他垂頭喪氣地形容自己的困境“感覺身體被掏空”。坐在一旁的妻子望著日漸被生活軟性閹割的丈夫，眼神中一半透露著同情關心，另一半傾吐著中年婦女的欲求不滿。這個畫面看了無疑會讓碎。所幸，廣告的結尾出現了那一款保健補腎藥。

　　男主服藥過后，腰終于直起來了，腿硬起來了，眼神不再猥瑣晦暗，而是閃爍著接受組織之后，重獲新生的幸福感。而此刻的女主，也不見了片頭那未亡人般的哀怨，而是頭靠丈夫偉岸的肩膀，臉上洋溢滿足的微笑。

　　如果留心這一則廣告的細節，不難發現其敘事的母題（Motive）來源于上世紀90年代流行的電視補腎藥品廣告。在這些多年前的廣告里，男性的腎虛被描述為了一種危害家庭穩定、夫妻感情的。而在廣告對男性腎虛的無情過后，腎寶之類的品牌名稱會在畫面上從天而降，成為男人、家庭的救世主。在這類補腎廣告的結尾，通常呈現給觀眾一種“他好我也好”的大團圓結局，給觀眾暢想的空間。

　　中國人對于家庭幸福的想象，對于夫妻生活和諧的評價標準，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補腎廣告、壯陽廣告的影響。尤其近二十年來，此種影響不斷加大，補腎壯陽廣告中使用的“slogan（，口號）”，亦經常進入大眾流行詞匯，潤物細無聲地影響著普通人的家庭觀念。這種趨勢最直接的經濟結果，就是導致了性保健品、補腎藥物的快速增長。據某機構估算，中國的保健品行業規模長年保持10%的增長，高于目前中國P的增速。在2015年，保健品行業已經達到4500億左右規模，其中，約有一半的市場是被補腎類的性保健品占有。

　　如果我們將“性保健品”單獨拎出來考察這三十多年市場經濟史的演變，會神奇地發現，的歷史，實際上是人民開始熱衷于補腎壯陽，并且將補腎壯陽的經濟越玩越大的歷史。了解現代廣展史的朋友應該知道，以后中國的第一條商業廣告，始于1979年1月的上海。是年，該臺首次了一條關于養身酒的商業廣告，主要藥效便是補腎養顏。這一支吃螃蟹的廣告并不像后來的眾多補腎廣告那樣，但是無論如何，中國人重新嘗到市場體制的滋味，重新享受經濟帶來的好處，的確是從補腎養生為起始點。這就如我們這個新社會形態的基因一樣，從誕生之初就被決定，無法再消除。

　　從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補腎壯陽的藥物、補品、藥酒被國內廠商絡繹不絕推出，并且，更有趣的是，自補腎藥品流行中國開始，中國醫院也發生了一個不易被察覺的變化——男科（或者叫男性健康）出來，成為醫院一個單獨的科系，甚至單獨成立了眾多的專門男科醫院。這給人一種錯覺，似乎隨著的深入，中國男性的普遍硬度在日漸變軟、難以為繼。市場經濟下的男人仿佛更容易陽痿腎虛，否則，何以解釋二十年來蝗蟲一般越來越多的補腎廣告和遍地的男科醫院呢？畢竟，有需求才會有供給啊。

　　真的是這樣嗎？市場經濟真的是“腎虛經濟”的別名？實際上，考察歷史，我們不難了解到，在1949到1978年之間的這段時間，中國的男性并非因為高漲的熱情而比其他歷史階段更具硬度，但在當時，中國人的概念中還沒有“男性健康”這個詞匯。對于中國男性而言，腎虛陽痿不舉等一系列病癥都被歸類為“不孕不育”的類別當中。而在中國文化流行的歲月里，“不孕不育”這四個字是與當時國家的政策相的，也就是偉大的老人家在上世紀50年代所說的：人多好辦事。鼓勵生育的國家政策顯然與“不孕不育”是反義詞。

　　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年代的腎虛男性也可以說是一群力執行偉大的政策、拉社會主義建設后腿的“”。不過，在鼓勵生育的年代里，性與個人的快感并沒有多少聯系。性的唯一目的是生育人，的快感則會帶來與目標相的，追求進步的青年不應該耽于男歡女愛，而要“狠斗私字一閃念”，從自己的靈魂深處改起，把不健康的思想和習慣統統革除。是為集體主義的性觀念。

　　曾讀到一個資深男科醫生寫的報告，說是在70年代早期，中國男性普遍認為遺精（無論何種原因的遺精）是一種疾病，需要治療。醫院也普遍會為遺精患者開具治療藥物。為何當時的醫生病人會有此觀念？原因就在于當時的性被賦予了純粹的生育目的。既然性不是用來消費的，那么男性遺精自然也是屬于一種對于生產資料的浪費，是一種不利于社會生產建設的疾病。當時的意識形態，對于男性疾病的定義作了如此特別的解釋；而腎虛，在那個年代并不是病，許多人甚至對這個詞都不太熟悉。

　　我還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中國男人開始大規模補腎，或者說大規模腎虛，不僅與政策的步驟大致吻合，也基本與70年代末期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同步。這暗示著一個什么問題呢？意思也就是說，由于國家“只準生一個”政策的逐漸推行，近三十年來，性行為與生育的必然聯系被行政力量取消了，男女之間的性的目的更傾向于獲得快感。如此，性行為的另一重含義就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明顯地凸現出來——性帶來的快感以及性背后的原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運作至今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受人類原始的市場交換行為，而不是像有些經濟學家講的，是受到生產動力的。

　　當被行政像打開的潘多拉魔盒一般，并在國民經濟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時，被改變的經濟基礎也改變著市場經濟中的商業機構和產品形態。醫院的科系開始了大調整，男科患者中的陽痿人數逐年增加，據說最新的數據是超過總數的25%；性保健品的市場滾雪球一般爆發式增長；補腎的藥品廣告費逐年遞增，臺詞廣為流傳，并且還極大地帶動了上下游的按摩洗浴保健業……不夸張地說，市場憑空創造了中國人的腎虛，而腎虛反過來了今天活絡的商品經濟。

　　米歇爾·福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寫道：疾病的實體與病人的之間準確的整合，不過是一件歷史的、暫時的事實。這句話是有很深刻的歷史洞見力的，如果我們把疾病作更廣泛的理解。陽痿腎虛作為需要被治療、被關注的“準疾病”，其獲得性的過程，無非就是商業文明在中國重新獲得話語權，按照其自身的邏輯和需求重新定義疾病和性的過程。當我們承認和快感是經濟發展的原始驅動力，那么阻礙這一動力獲得實現的敵人——“腎虛陽痿”自然就會被擺到特別引人矚目的、需要被“治愈”的。

　　多年前曾流傳一句話，“過去是有賊心，沒賊膽；后來是有賊心，有賊膽，沒賊錢；現在是有賊心，有賊膽，有賊錢，但是賊不行了”。這是市場經濟中個人奮斗史的真實寫照。然而，經濟要靠“賊”來激活，內需要靠“賊”來拉動，“賊”很重要，沒有他能行嗎？當然，我們應該把這個“賊”作普遍化的理解，如此，我們才能理解補腎在中國普遍的社會意義。“感覺身體被掏空”其實就是當年“賊不行了”這句話在當下中國的翻版。有人說，“被掏空”代表中國人活得累，不過，活得累的背后其實還隱含著另一層意思，就是應該如何改變“被掏空”的狀態。

　　恰如羅蘭·巴特所說，是去化的言談，是意識形態對于普通社會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空無所指的謊言，背后則是資本和的。在今天的中國，存在兩類：第一類叫“每天一杯奶，強壯中國人”；第二類就是“腎寶，他好我也好”。前者是事關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后者是關乎個人與的小敘事。三十多年來的市場經濟歷程，我們就靠拄著這兩大的拐棍前行、發展、展望、轉型。而在這兩者之外的“感覺身體被掏空”，則是對這兩類的現實補充。無論“被掏空”的具體原因是來自什么，只要存在“感覺身體被掏空”的感覺，我們始終都有“補身體”的需求。

　　每天都“感覺身體被掏空”的中國人，請掂量一下，所謂壓力，何曾減少過你的？不，恰恰相反，成噸的壓力最大限度地激發了，讓人始終處在“感覺身體被掏空”的不滿狀態，為你實現“他好我也好”的意識形態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間，并激發你付諸實踐。流行的成管這叫：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