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寸土寸金的春熙路、紅星路步行街,你會感受到都市心臟蓬勃的脈動；在你的腳下，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則訴說著這座2300多年的歷史名城的厚度和底蘊。時尚與歷史,商業與文化,在此交融,彰顯出一座城市獨特的氣質。2007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IFS國際金融中心工程項目建設，進行了文物勘探工作。基礎勘探工作在緊鄰紅星路步行街這一面積約50000平方米的地塊進行。歷史的因緣際會，讓考古工作者意外觸摸到古成都繁華的一角。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細致發掘，唐宋時期的鋪磚主路4條、泥土支路4條、房址28座和大小排水渠21條相繼重見天日，成都城市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唐宋成都，昂然走在世界城市的前列。發達的城市排水渠網，正好為這座當時的世界前沿城市提供了有力的注腳。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因充分反映了唐宋時期成都城市規劃和建設管理水平而成功入圍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

　　排水系統發達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位于錦江區江南館街北側，屬于唐至宋代的遺址。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發掘面積共4800平方米。遺址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可分為7層，分布較均勻。出土有瓷器、佛像等漢、唐、宋時期文物。發掘出唐、宋時期大小排水渠、鋪磚面路、泥土支路、房址，明、清時期道路、房址、井。遺址的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規劃科學，布局合理。成都外攬山水之幽，內得人文之勝，擁有4500多年城市文明史和2300多年建城史，自古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從金沙遺址算起，3000多年來成都的城址沒有遷移，這在中國城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也是唐宋時期的鬧市歷時千年，依然可以隱匿在今天現代化都市之中的原因。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中發現與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渠共21條，均為磚砌，道路、排水渠縱橫交錯，地面和地下構成兩個獨立而又相互關聯的系統，呈棋盤格局。這一城市下水道系統最早建于唐末時期，其間多次維修，沿用至南宋。其中地下三條排水渠形成“丁”字形結構，位于鋪磚主道十字路口西北側，形成主排水系統。地面排水系統主要由主道路兩側的排水渠構成，與道路同為南宋時期修建。

　　一個小細節可以看出當年城市規劃和修建者的細致和嚴謹:主道路面呈弧形，中間略高于兩側，路面與道路兩側房址的散水相連，相交處自然而然形成了地面排水渠。而地面水渠的水再分段由地漏匯入地下排水渠系統，城市污水匯集于地下主排水渠東部源頭的方形水池后最后由東向西排出。排水渠的走向與1995年大科甲巷北側發現的水渠走向一致，兩條水渠均為東西向，但大科甲巷水渠是由西向東排水，江南館水渠是由東向西排水，流向相對，由此推測現紅星路步行街下原有南北向大型主水渠，由北向南排入河道。而2014年正科甲巷的考古發現又證明江南館街地下排水系統延續自此。

　　唐宋時期

　　成都昂然走在世界城市前列

　　唐時成都經濟持續發展，徹底扭轉了西晉后城市衰落趨勢，發展成為了繁榮的大都市。初唐詩人陳子昂即描述說:“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成都的城市風貌也煥然一新，其迷人魅力贏得了不少詩人的高歌。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中贊美道：“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云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從北方來到成都的杜甫，也為成都的繁華和美麗傾倒。他在《成都府》中贊嘆:“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

　　成都的“高顏值”和繁榮，使唐代成都的人口持續增加。唐貞觀十三年(639年)，成都有近12萬戶、74萬余人，僅次于長安，是全國人口第二多的大都會。經過100多年的發展，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天寶元年(742年)，成都有16萬余戶，以戶數計，仍為全國第三大城市。人口的增加，進一步激發了成都的經濟活力。

　　到了晚唐，成都成為與揚州齊名，聞名天下的兩個最大最繁榮的經濟都會之一。唐元和年間，“揚一益二”的說法，開始在歷史記載中出現。以全球的視野來觀察，當時西方正處于中世紀城市衰退階段，世界上唯有中國一枝獨秀。當時在中國數一數二的城市，也即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城市。

　　由于城市的繁榮，唐時成都大大拓展了城市面積。876年，高駢調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878年他新筑“羅城”。“羅城”周長25里，是秦代城垣的一倍多，并最終形成了成都郫、流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當年浩大的筑城工程，也在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中的排水渠得到了實物印證。唐宋成都，昂然走在世界城市的前列。發達的城市排水渠網，正好為這座當時的世界前沿城市提供了有力的注腳。

　　夜市勃然興起

　　“成都十二時辰”繁華再現

　　唐宋成都城內有十六坊，如金馬坊、碧雞坊、文翁坊、揚雄坊、錦官坊、龍池坊等等，其中在今天東大街附近的是富春坊。江南館街正位于富春坊的東北隅“大區”內。

　　里坊制下，居民住在“坊”內，商品交易在“市”內，并規定嚴格的交易時間，“坊”與“市”用圍墻予以隔斷，這種安排并不利于商業活動的開展。富有商業精神的成都人逐步沖破了里坊制的桎梏。這種改變從唐代的中后期就開始萌芽了。元代費著《歲華紀麗譜》記“上元節放燈”云:“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這段記載說明當時富春坊即有了酒市，而且晚上還在營業。

　　成都人此時已經突破了“日中為市”的傳統，夜市勃然興起。同時，蠶市、草市、錦市、花市、藥市等專業化市場，也陸續在成都出現了。到了宋代，成都夜市更為興盛。南宋祝穆《方輿勝覽》記載:“錦江夜市連三鼓，石室書齋徹五更。”經濟活力讓成都這座城市成了“不夜城”。公元1176年的一天，陸游呼朋引伴到大慈寺游玩，對大慈寺外燈火輝煌、人流如織的夜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詩中感慨:“萬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