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下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們。

1997年，北京馬華健身俱樂部。李江樹 攝

刊登在1940年健身雜志《健力美》上的健身房廣告。

今天健身產業興起的條件之一，在于身體管理的責任落在了個體身上，這與近代中國人成為“現代”身體過程中的大眾體育形成了差異的對照。在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往往是由國家教導并規訓個體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健康的公民。

現代健身房和訓練項目出現之前，東西方的體育鍛煉歷史都有類似的困擾。在18世紀后期的西方，新興民族國家為本國公民柔弱的身體而感到不安，正如20世紀初，中國面對虎視眈眈的鄰國憂慮自己的民族體質。體育館的興起，旨在為國家鍛煉更好的勞動力，訓練優秀強壯的士兵，也負擔起兒童體育的教育責任。19世紀中葉以來，健身房迅速普及和成熟，成為當時歐洲眾多的社會變革之一。

身體從來不只是自己的，也是高度社會化的產物。但大眾體育總是自上而下、以國家為尺度展開的身體管理嗎？健身產業的強勢意味著大眾體育的衰落嗎？讓健身回到私人空間的健身APP，會帶來真正的改變嗎？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廉價體育：真正的大眾健身？

當代中國健身畫卷中，最具公共性的一隅，恐怕是廣場舞大媽和公園養生大爺的日常鍛煉。這些上一代人的健身方式，有時會與擾民、集體劃一的負面形象聯系在一起，卻又尖銳地透露出城市健身所面臨的困境：城市對健康意味著什么？誰為我們的老年負責？該如何對待自己的身體？

不同于健身房里的“健身”概念（往往涉及器材使用、塑造肌肉的有計劃訓練），廉價健身總是與廣泛意義上的體育運動聯系在一起，是一般人為增強體質而從事的體育鍛煉或是公共性運動。

新中國有一套完整的大眾體育方針，其初衷與全民健身和國防體育的目標相關，強調了體育為生產、為國防服務。20世紀50年代，廣播體操風行天下，依靠行政手段推廣開來，是中國過去幾十年中參加人數最多的群眾健身活動之一。不同于健身房的鍛煉邏輯，在這種健身運動之中，個人的身體發展和美感訴求不受重視。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普及的運動都是廉價項目，少有場地的制約，成本低，易于鋪展開來。這些項目富有時代感，有不少是隨著競技體育在國際上獲得成績而繁榮發展起來的。20世紀60年代，乒乓球、游泳健身規模浩大；70年代，長跑成了群眾健身的新潮流；步入80年代，群眾健身開始講究科學，小型健身器材不斷涌現，運動前熱身、運動后的營養等相關知識得到普及。而中國健身與世界同步的時刻，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到來。

大眾體育的身體管理并不將身體作為唯一的對象，相比如今健身房里的中產身體展演，大眾體育的區隔性更弱，娛樂性更強，更強調運動中社會關系的互動和融合。作為愛好或集體項目的體育運動，既不完全是為了贏，也不完全是為了強身健體，而是某種身體藝術，一種技藝，或是一種游戲。參與大眾體育的個體，經歷的是融入動態結構的過程，這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結構相類似。

健身房時代，中國人的運動

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時代，不夠個性化的大眾體育開始失色。“儲蓄金錢不如儲蓄健康”觀念流行之下，中國人接觸到了五花八門的健身方式。不過，早年健身市場上只有器械訓練和健美操為主的跳操房，參與健身的人也往往被視為有錢人。

伴隨外國風潮的流入和電視的普及，同樣是廉價健身的健美操開始流行，這標志著中國健身潮的新開端。美國影星簡·方達（Jane Fonda）的健美操引入中國后引起轟動，本土的“馬華健美操”也一度風靡，在家跟著錄像帶跳健美操成為了很多人的日常健身。

健美操與今天“健身熱”的相似邏輯在于，變美取代了健康，成為了健身的主要目的，女性則為塑造自己身體的曲線美而選擇運動。然而對于中國人來說，健身房的真正普及與健身熱的到來，是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不斷深入而真正展開的，也伴隨著身體的數據化和塑身的科學化而迅速升級。

相比西方，中國的健身房文化來得遲而迅猛。西方的健身房及健身器械已有120年的發展歷史，而西方健身器械的大規模商業化則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19世紀50年代，詹德醫生受醫療體操啟發研制的運動輔助機械是其雛形。最受歡迎的健身器材之一跑步機（treadmill）歷時更長。在成為時髦的健身器材之前，跑步機曾是一種殘酷刑具，在英國各地的監獄之中長期廣泛使用。在19世紀末，《紐約時報》記者對健身房的描寫依然顯得陌生而異化：“每一件設備占據一間裝置精良的大房間，這些房間里機器依次排開，外行人一看還以為是精心設計的刑房，而非醫生的辦公室或健身房……”而如今，健身房作為一種自我強制、自我上癮的運動方式，已成為都市中產生活的標志。對于中國人而言，健身房的健身行為作為一種透過計量達成的現代健身方式，并未沾染上世紀布滿位置機械的刑房印象，而更接近于一家讓你自愿前往的醫院，在這里，“身體就是代表能力的數字的集合”。

盡管公共空間在城市建設擴張中面臨萎縮，但在面向大眾、具有集體性的廉價體育之外，面向個體的健身房作為一種有效的補充，也被視為國家體育健身產業的重要部分。1995年《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頒布，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后“全民健身日”的確立，以及2016年“全民健身”作為國家戰略的確定，對于政府而言，無論健身房運動還是廉價體育運動，對于提高國民綜合素質和綜合國力都有積極作用。廉價體育和健身房都成為今天生命政治的管理方式。

健身APP：平民化健身？

據統計，2018年中國健身俱樂部的總數已達5861家，這意味著每百萬中國人即對應4.2個健身俱樂部。在近兩年的城市服務業平均薪資榜上，健身教練一直位居前三甚至第一。健身教練已成為真正的高薪職業。這也意味著更多經濟能力不足的人被阻隔在健身房的準入門檻之外。

如今，健身房和跑步機開始成為中國人現代都市生活的標配。而這個時代平民化健身的選項，除了公共空間的廣場舞和太極拳，還多了可以在家使用的健身APP。2018年，中國的健身跑步類APP用戶人數已突破2.5億。利用智能手機，健身APP降低了健身的門檻和成本，新手可隨時享受免費或付費的健身指導。

大眾健身往往需要一個組織單位，需要占據大量的公共空間。而如今，健身APP則可以將健身留在私人領域。這正應了漢娜·阿倫特的說法，希臘人在家庭和公共世界之間所做的明確區分：“維持赤裸生命的活動，必須要在其他人的視野之外完成。”健身APP改變了健身房的運動邏輯：人們對基本生物過程的自我控制——寫滿了痛苦、淚水和高潮的臉龐，不必再暴露于健身房的鏡子以及陌生人的非社會性陪伴之中。健身APP讓健身成為私密的事情，進一步取消了身體在公共空間的肉體存在——盡管在社交網絡上打卡等行為，依然意味著健身將始終是高度景觀化的行為。

如今，健身這件事透露出現代人的生活已經全面內卷，原子化是正當且舒適的存在狀態，亦符合社會期許，這種無限向內的傾向強調自我和他者的分離，包括把自己的身體也處理為他者。無論如何，健身的風靡宣告著我們正告別大眾體育時代的運動風格，而無論是悲是喜，身體在當代消費社會之中再難以擺脫景觀化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