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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將至，教培機構卻噤若寒蟬。

“年初是休克裝死，現在是斷臂求生，都不知道下一步打哪。”在某輔導機構工作快一年半的助教老師張明告訴，自己是在去年6月在線教育瘋狂人海戰時被高薪吸引而來，今年3月聽到監管消息之初還以為可以喘一口氣，現在卻只剩迷茫，“不知道下一個解散的是不是我這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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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管升級，資本離場

和張明同樣不安的是整個教培行業。自全國“兩會”上教育話題頻上熱搜、“雙減”意見出臺以來，一場針對校外教培行業的整頓風暴洶涌而來，時至今日并無減緩之意。

五月開始，監管層進一步收緊。先是北京海淀市場監管管理局發布《教育培訓行業廣告發布重點內容提示書》，首次對教育培訓行業的廣告投放制定出標準；而后，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北京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北京銀保監局四部門聯合發布《北京市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管理辦法（試行）》，對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預收學費及存管作出明確要求。再加上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和教委對幾個課外培訓機構違規行為的不斷“敲打”，針對校外行業的強監管逐漸成型。

在15家校外培訓機構因虛假廣告等原因被處以罰款3650萬元之后，市場又迎來了監管主體的“升級”。6月15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主要負責面向中小學生（含幼兒園兒童）的校外教培管理工作，擬訂校外教培規范管理政策。

這也被視為一個有力信號——依賴行政處罰的運動式監管后退，常規化事前監管體系逐步走上前臺。“在教育培訓監管司成立前，教培行業長期面臨教育部門和工商部門的共同監管，遇事互相推諉也是常事。”一位教育行業人士表示，此前，關聯校外教培機構管理的機構主要為基礎教育司下的校外教育與培訓監管處，以及發展規劃司下的民辦教育處，此次從“處級”上升到“司級”，釋放出監管主體和監管工作明顯升級的信號。

“如果能確定合理、清晰的教育備案審查制度，對培訓內容、培訓時間、人員資質、收費監管等相關標準進行細化，對市場來說也是一個好消息，畢竟有標準可依總比摸石頭過河可靠。”西南地區一家培訓機構分校負責人鄭學敏預測道。

但資本卻仍沒停下離場的腳步。隨著新未成年保護法實施、教培行業監管政策不斷出臺、裁員不斷等利空消息不斷釋出，教育領域中概股接續下挫。教育培訓監管司成立消息一出，教育培訓股立即出現新一輪的跳水。截止到6月17日凌晨，教育股龍頭企業好未來每股收盤報收于23.97美元，單日暴跌16%；新東方每股收益報收于8.37美元，單日跌去12%；。

隨著監管收緊，好未來等企業股價走向滑鐵盧（圖片：東方財富）

今年一季度，教育中概股就曾遭到機構大筆減持或清倉。高瓴資本直接清倉好未來和一起教育；老虎環球基金同期清倉相關投資項目；景林資本則已減持77.6%的好未來持有數。

“這在2020年還是不可置信的事情，”一位關注教育行業的投資者表示，去年全年有超過500億元的資金流入K12在線教育行業，“占了全球教育投資的80%”，這個數字是2019年的五倍還多，超過了行業前十年的融資總和。

據艾瑞咨詢數據，2020年中國在線教育行業市場規模2573億元，過去4年的復合年均增長率達34.5%。有券商樂觀預計，這個行業的市場規模在2025年將達到8000億元。

誰也沒想到狂歡戛然而止。

“主要是‘雙減’細則沒有落地，大家都在觀望，看誰能保持規模活下來。”西南證券教育行業研究員商瑞琪分析，由于市場普遍預計雙減新規細則會在今年暑假前推出，而在此之前監管、企業和資本的動作無一不預告了“雙減”的嚴厲程度，政策落地后校外培訓市場可能將面臨巨大萎縮，“一些機構提前減持拋售，等待利空出盡、低點再殺入也是非常合理的。也有可能隨著政策落地、行業合規化，中小機構將快速出清，頭部機構仍然利好。”

此次監管將線上線下一同納入監管范圍中，但顯然狂奔的線上教育反彈也更大。值得注意的是，高瓴資本今年一季度持倉報告顯示，其在一季度重新建倉了新東方7.88萬股，買入均價12.2美元。外界猜測，在線教育行業歷經嚴格監管后，新的頭部企業可能將在擁有線下優勢的公司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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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長不甘躺平

之所以市場仍對教培行業抱有希望，離不開每個中國家庭對教育的慷慨投資。

《中國美好生活大調查》的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在百姓面臨的各種家庭困難中，“子女教育”排在第三位，占比36.19%，達到了過去5年來的最高點。根據前程無憂發布的《2019國內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調查》，在7090個樣本中，接近4成的受訪家庭認為，在子女2—7歲開始進行校外教育比較合適，而78.3%比例的家長表示，已經準備好為孩子的成功犧牲個人生活。在這些數據背后，是無數自孩子出生甚至出生之前就開始進行“軍備競賽”的家庭，“雞娃”也成為“虎媽”之后另一個中國式教育標簽。

事實上，這場風暴并不是監管第一次對校外教育機構開刀；期望約束資本來左右校外培訓機構、減少家庭教育壓力一直是一場多方參與的持久博弈。

北京海淀區一位三年級孩子的家長沈敏告訴，雖然政府一直在推廣搖號入學，也關停了一些教育機構，但只要是能爭取的地方，大家該卷還是會卷，“尤其是北京”。

疫情前的“宇宙補習中心”北京海淀區黃莊，地鐵站方圓500米內有105家補習機構扎堆，周邊有超30所高校駐扎，一直是北京教育風向標。孩子們的時間被塞得滿滿：有的三歲開始補習，下午三點放學，晚上十點睡覺，中間七個小時，起碼有四個小時在學習。

疫情前的黃莊充斥著學生和各路“名師”

為什么北京的家長要未雨綢繆到將幼升小作為主戰場，除了優質教育資源超額競爭外，家長的經歷也深深影響著孩子的選擇。選擇“雞娃”的父母畫像可以窺探出共同點：非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憑借應試體系考入好大學，然后留京買房、結婚生子，雖進入中產行列，但積累的資源又不足以讓孩子躺贏。這些家長大多成功通過教育競爭從同輩人中勝出，成功完成階層上升的經歷，無疑是他們“雞娃”參與激烈教育競爭的一大動力，甚至是根本原因。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在調研后表示，中國民眾受教育的機會一直在增加，但文憑貶值、精英教育思維固化等，都在強化家長希望通過教育讓下一代成為“人上人”的觀念，更多的家長選擇搶跑——把高考的壓力分散到每個教育階段，力爭上游。“家長和全社會都被拖入這場瘋狂游戲。人們或許能看清問題，卻不大能對抗集體表象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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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內“減負”，校外“增負”

早在2010年，“減負”就在官方文件中出現，彼時，監管的主要目標放在了公立學校內部的惡性競爭，強調學校在學業的各個階段的減負責任，要求學校減少作業量和考試次數，不得增加課時或提高難度。這也給校外培訓的發展埋下伏筆。

根據中國教育學會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中小學輔導機構市場規模首次超過8000億元，參加課外輔導學生規模超過1.37億。

教培行業進入上升期之際，監管缺失也暴露了很多行業問題。機構亂收費、虛假宣傳等問題逐漸引發關注，因此，教育部開始嚴查校外培訓辦學資質規范行業發展，直至2018年進入“最嚴”整改，減負的口號喊到了校外培訓機構。

“減負”從校內走向校外。圖片來源：企查查

夾雜在校內“減負”和課外補習的大潮中，不同家庭的利益訴求也出現了分化。同年，《教育部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教育減負，一場寒門的災難》等文章廣為流傳，甚至有持“減負有害論”這一觀點的家長直接向有關部門投訴“減負”政策。

對于沈敏這樣希望孩子早早上岸（通常指通過名校初中點招入學）而大量補課的家長們來說，“減負”只適用于“跟自己孩子不同賽道的孩子們”。沈敏告訴記者，校內教育體系“減負”，但實際考核難度并未降低，“一所普通小學三年級的日常教學雖然不會超綱，但考試內容一定會增加高年級知識點。學校老師也會默認孩子是‘卷’過了，如果不想讓孩子落后只能跟上”。

這也導致了一個怪象：學校教育“減負”多年，卻變相加重了家庭的教育負擔和經濟負擔。“在不少地方，只是把課內、校內的學習負擔轉移到了課外。家長陪孩子上輔導班平均每周六小時，一年平均費用1.2萬元，最高達30萬元。”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顧明遠在研究中發現，這種競爭焦慮已經慢慢擴散到了低線城市。

在河南某四、五線城市，甚至已經出現了以中高考提分為目標的校外全日制教育機構。“初二下半學期就出來開始上小班課，中考再回學校考。”當地的老師告訴記者，這種小班課一學期至少需要三萬元，相比于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27540元的水平來說，已然成為“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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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外教育仍是家長"剛需”

為了推動教育均衡發展，國家層面的教育投入一直沒有減少。以教育經費為例，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20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快報》顯示，2020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為53014億元，比上年增長5.65%；其中，中小學教育經費總計超過3萬億元，占總經費6成。2012年至今，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重已連續七年保持在4%以上，但即便如此，家長們依然需要付出巨資購買教培服務。

由于家庭條件差異，不同的學生在不同階段獲取的校外助力也相差甚遠，這種新的教育不公很容易被歸結于線上教育機構的刻意營銷。教育部及基礎教育司負責人年初曾表示，一些線上教培機構過于逐利，“鋪天蓋地的做廣告，營造出人人要補習的氛圍，加重了家長的焦慮”。

當然，在販賣焦慮方面確實少不了教育機構的身影。

為了提升獲客率，讓收入規模配得上高漲的估值，續課率成了壓在每個員工身上的重擔。張明入職前，HR只說輔導老師崗位負責在學生上完直播大班課后的服務工作，包括維護班級群，負責學生課后答疑、批改作業、向家長反饋、完成續課續費等任務。但實際上她不僅要陪伴學生學習，保證學習效果，還要兼顧運營、促進學生續費等工作，其個人績效考核標準也與到課率、作業提交率、續課率掛鉤。

“人的耐心都是有限的，沒法一下應付這么多家長和學生，所以每天只有精力用話術穩定家長。”張明透露，這些話術也是機構老師們集體想出來、寫下來，再統一背給所有家長，“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

在去年，互聯網以高投入換規模的黃金定律也起了作用。2020年上半年，幾大頭部K12在線教育機構招生增速普遍超過100%，學而思網校、作業幫、跟誰學、網易有道在2020年春季的招生數分別為200萬以上、120萬以上、64.7萬、15.3萬人次，實現了收入和流水的高速增長。

但歸根究底，“有需求才有市場”，教培行業大熱的根源仍是家長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渴求。

在北京、上海著力推動義務教育“均衡” 的當下，當地政府祭出了包括“校額到校（優質高中名額均分到初中）”“隨機派位（即傳統搖號派位）”“公民統招（公辦、民辦高中同時招生）”等一系列措施，力求將有限的優質資源平均化，但仍然治標不治本。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們為了避免孩子被分到“菜中”依然會使出渾身解數送孩子進入名校，學區房擇校熱難抑制就是表現之一。

海淀區房管局多次打擊炒作學區房的中介公司，重申多校劃片方式入學政策

“家長的焦慮和壓力在多年減負下難言實質減少，問題很清楚還是在最終選拔標準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牛楠森認為，雖然近年來中國高考改革不斷推進，從考試內容到考試形式都不斷創新，但應試的指揮棒并未從根本上松動。

“義務教育階段，雖然入口不完全是應試，但出口還有很大比例靠應試。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競爭是必然策略。”牛楠森表示，只要高考這一出口沒有根本改變，應試壓力只會向下層層傳導，從高考推到中考，再從中考推到小升初，從小升初推到幼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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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素質教育迎來高光時刻？

處在風口浪尖的K12賽道教培機構，比家長更期待靴子早點落下。“現在雖然裁員，但是穩住家長仍然是首要的任務。”依然在職的某校第二主講老師邱波透露，他所在的部門如今只出不進，留下的人都在忙于合規，“其實我們也不知道邊界在哪里，可能還要重新錄制課程，減少學科培訓類內容。”

行業樂觀者認為，此次對教培行業的整頓和監管，可以出清行業“不規矩的小公司”，提高準入門檻，長遠看還是有利于行業巨頭們。但長期關注教育行業的投資者沈莫卻難掩悲觀，“教培行業廣告和預付費的合規要求，對行業幾個龍頭企業產生的影響很大”。

“對于線下教育機構來說，由于有房租等大額超前成本存在，失去預付費使用權會讓其更加脆弱，尤其是大中型機構動輒幾十、上百個教學點，如果錯過假期等主要獲客窗口期，就很難再撐下去。”沈莫分析，對于更渴求規模效應的線教育機構來說，各種合規要求短期內更加束縛手腳，“在線教培由于產品同質化嚴重，各家公司均難形成專業壁壘，廣告戰、價格戰是主要競爭手段。高昂營銷費用下，免費課、低價課口碑及轉換率卻一直不盡如人意，如能在監管細則落地后再度找到差異化發展路徑，慢下來發展優質教學內容，可能還有獲得資本青睞的機會。”

此外，由于學科類課外輔導面臨政策收緊重壓，一級市場的投資者正將目光投向了素質教育與職業教育。

素質教育方面，冰上運動培訓和美育教育機構萬域芳菲宣布完成千萬級人民幣A輪融資，新東方領投；棋類在線教育企業弈小象近日也宣布完成Pre-A輪融資，南開大學創新基金注資，主要業務為圍棋、中國象棋、國際象棋的在線小班課、錄播課等。

近年來素質教育成為滿足家長多元化需求的新興領域

職教方面，山東職教企業精圖教育近日宣布完成數千萬元A輪融資，隆程發展直投。該公司成立于2013年，主營公職類面試培訓、筆試等。

為了緩解家庭教育壓力，完善行而有效的生育配套措施，各地都在積極探索建立課后服務體系，以期減少家長對校外培訓的依賴。但是，只要教育資源不均的問題未解，校外培訓的需求就會永遠存在，只是哪部分應交由市場仍然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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