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巧合可以解釋經濟情況，那么日本分析人士上周可是有不少壞消息要考慮。

　　2017年，平均每位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為1.43，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有3條新聞，都上了頭條，相互似乎并無聯系。首先，有新報道詳細介紹了日本年輕人為何不怎么親昵。其次，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對信用質量惡化發出。第三，日本奧運擔當大臣恥辱辭職。

　　不過，3條消息都是相同故事的一部分日本債臺高筑，管理該國的銀發人士往往難當重任，國家人口的趨勢令人擔憂。

　　男女之事最吸引人的眼球毫不令人以外。每隔幾個月，就必然有報道在問，為什么青春年少的日本年輕人看起來不是那么熱衷于親昵了。這個問題在全球都有報道，人們對它很感興趣，而也往往把它與對日本人的聯系在一起。

　　例如，安全套制造商杜蕾斯（Durex）的調研每年都聲稱，日本人的親昵多產程度（least prolific lovemakers）在各地最低。然而，人們往往很少討論這種現象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看看東京大學和Karolinska研究所的一項新研究。該研究發現，截至2015年，不到40歲的日本人中，大約有四分之一還是處男或。20年前，該數字還是約20%。

　　那是個乏善可陳的時點。20年前，日本一直努力對付的通貨緊縮日益根深蒂固。當時，日本銀行首次將利率降至零，日本首次跳進了量化寬松的神奇世界。

　　不過，東大和Karolinska的研究有兩個值得關注之處。首先，該報告指出，日本年輕人“缺乏性經驗可能并非自愿。”該研究指出，收入停滯不前，就業前景日益不安穩，正在推動這個趨勢。其次，該研究討論了日本低得驚人的低生育率的各種因素。

　　2017年，平均每位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為1.43，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根據國立社會保障及人口問題研究所，這個數字意味著，日本人口到2065年將從如今的1.26億降低到8,800萬。

　　一個國家的人口有望在46年后減少3,800萬，環保主義者可能會對此歡迎。日本也可以成為全人類的人口實驗室，看看能不能在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實現繁榮。

　　不過，坦帕大學東京校區亞洲研究所負責人Jeff Kingston表示，如果沒有沉重的債務，這種好事才能實現。這就要談到穆迪的報告。坐鎮新加坡的投資家吉姆羅杰斯之所以不碰日本債，就是因為債務錯配，為支付帶來問題。他在2017年說過：“日本的債務令人。他們的人口在降，債務在飛漲。如果我是一個10歲大的日本孩子，我會找把AK-47，而且會離開。”

　　這種話當然是夸大其辭。不過，日本的財政健康水平絕不能令人放心。2018年，日本的債務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大關。2019年，日本面對的是全球經濟的惡化。出口已經連續3個月降低，大型出口者的信心在第一個季度的降低幅度為6年來最大。

　　因此，安倍晉三首相正在考慮新的財政刺激，而財政刺激令信用評級機構擔心。穆迪分析師Christian de Guzman說：“沒有更大規模的結構，日本的潛在增長率將依然低于評級水平相似的國家，該國的信用質量因此受到。”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債務負擔在發達國家最沉重，其債券收益率卻最低。10年期日本國債利率為-0.07%。相比起來，美國為2.47%，中國為3.31%。這就意味著，如果穆迪、標普或惠譽下調對日本的評級，債券收益率就可能激增，令全球投資者恐慌。

　　那么，安倍為遏制該風險，又在采取什么行動？遺憾的是，沒做什么。2014年，安倍大幅提高銷售稅，從5%增至8%。此舉據說是為了債務，結果適得其反。稅率提高后，發生經濟衰退，東京因此增加借貸，以圖重振經濟。日本計劃在10月將稅率再次從8%提至10%。鑒于衰退風險再次嚴重，增稅計劃看起來令人擔心。

　　接著就要談到第3個報道了下臺的奧運擔當大臣69歲的櫻田義孝。櫻田經常出丑。去年，他曾經說過，自己從沒使用過電腦。鑒于櫻田的職責之一就是日本的網絡安全，承認這一點對他大概不是什么好事。最近，他再次出言不遜，輕描淡寫地談論了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及海嘯受災者的。

　　然而，出洋相正是安倍內閣的標志，財政大臣麻生太郎尤甚。麻生今年78歲，本應著手解決人口問題，遏制國家債務問題，領導實現穆迪期待的。他卻在挑女人的毛病2月，麻生說過：“女人不生孩子就是問題。”

　　育兒成本、日托難、工作時間長對于結婚成家，生養孩子來說這都是問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要解決日本所有的問題，麻生有什么良方？奧運會。就這個問題，安倍的團隊有些一廂情愿。安倍的外祖父爭取到的1964年東京奧運會宣示著日本作為全球強國的復興。戰爭留下的瓦礫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干線列車，燈光閃爍的樓宇和舉世驚嘆的建筑奇觀。

　　然而，這一切都是十年的熱誠努力和結構性的。2019年，東京似乎認為，奧運會本身就是。兩周的體育活動將會神奇地提高日本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奧運會本身就會提高日本人的英語水平，使東京成為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提振初創企業活動，減少繁文縟節，提高收入，使日本企業國際化，吸引更多外國人才。

　　這種一廂情愿的想法也不會促使年輕日本人多去約會，早些結婚，多要孩子。問題并不在于年輕人對成家不感興趣，不愿意結識朋友，不愿意認真戀愛。問題也不在于文化問題。

　　問題在于，工作單位的時間安排太僵硬，人們難以合理地平衡生活和工作。問題還在于生活成本高昂，壓力太大，對未來收入潛力的信心降低。問題還在于官僚們不盡職，沒有打造更廣泛、更創新的安全網。

　　Kingston說：“就像一樣，有關日本年輕人不親昵的報道層出不窮。夫妻不要孩子的原因很多。但是，育兒成本、日托難、工作時間長對于結婚成家，生養孩子來說這都是問題。

　　“通縮思維”的影響比日本的銀發管理者們想的還要大。看好日本經濟的人之所以屢屢失望，以上這點就是一個原因，而且得到的重視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