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蘇省太倉市沙溪鎮，56歲的農民劉文娥去年2月因急性白血病住院化療，共花費17.22萬元，通過醫保、“再保險”報銷的總結報比例達80%，其中“再保險”報銷4.2萬元，家庭經濟壓力大為減輕。

　　目前，劉文娥仍需經常化療，并持續得到“再保險”賠付。“再保險”是2011年太倉市利用醫保結余資金開辦社會醫療保險大病住院補充保險，其中，對醫療過程中發生的個人付費部分給予二次補償。

　　在汲取太倉等地的試點經驗基礎上，2012年8月，國家有關六部委聯合下發《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后，各地陸續出臺推行居民大病保險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依照“收支平衡、保本微利”原則支持商業保險機構承接大病保險，逐步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劃句號”。

　　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體制改革司副司長姚建紅介紹，總體上大病保險工作進展順利，但仍存在各地不平衡狀況。統計顯示，截至10月底，全國已有23個省區啟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共有9家保險公司開展了相關業務，2.1億群眾可從中受益。

　　在許多地區，大病保險實現了群眾減負擔、政府提效率、醫院降風險的三方利好。太倉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陸俊介紹，僅2012年，太倉享受大病保險補償的農民、城鎮居民和學生3類人員實際結報率普遍提高了12%，相較于醫保待遇較高人員，實際接報比例縮小了6%，減少了城鄉醫療保障水平的差距。

　　通過實施“住院代表”、“醫院巡查”、“病歷專家審核”等配套措施，讓各地政府頭痛的“人情支付”等不當醫療行為得到有效控制。以廣東省湛江市為例，通過實施“三位一體”的醫療風險管控，城鄉居民人均住院費用從2007年的4746元下降到2012年的4032元，降幅達15.04%;住院率從1.5%則上升到8.62%，釋放了合理的醫療需求。

　　大病保險推行采取政府委托購買服務的方法，政府公共服務的成本得以降低。在中國東部一座試點城市，大病保險如果按照傳統模式由政府承辦，需新增750個人員編制，僅人頭經費每年至少支出7000多萬元。委托保險公司承辦后，全市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不僅沒有新增，還減少了20人。

　　“從全國情況看，按照1名社保人員服務1萬名參保對象計算，大病保險交由商業保險機構承辦，地方政府至少能節省10萬個人員編制。”中國保監會人身保險監管部副主任袁序成分析。

　　同時，許多民間公益組織也在積極探索。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已在湖北省鶴峰縣、云南省漾濞縣等4個縣推行鄉村兒童“大病醫保”試點，通過募集款項，已免費為超過11.5萬名1至16周歲的孩子購買了最高賠付為20萬元的大病補充保險，截至今年6月，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為649名患兒賠付了120萬元。

　　另一家開展兒童大病救助的民間機構“天使媽媽”團隊通過網絡宣傳和籌款，為患病孩子募集醫療資金、安排手術和康復援助，目前已救助三千多名患有燒傷、肝移植、罕見病、腦癱等大病的兒童。

　　盡管如此，仍有許多大病家庭“等不起”大病保險的實施，或是不了解大病保險政策。“去年天使媽媽接到603個求助，分布在全國各地，包括膽道閉鎖、燒燙傷等51類病種。其中，膽道閉鎖病種的手術費用在12萬至15萬元之間，貧困家庭難以承受。”天使媽媽基金會發起人之一邱莉莉說。

　　由于大病保險尚未健全，本是“最后一道防線”的醫療救助也負擔較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詳認為，在“未富先老”“未富先病”的陰影下，中國人慢性病、重病發病率連連走高，大病風險已非單個家庭所能抵御，擴大大病保險覆蓋面、加速推進這一重大措施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期盼。

　　“大病醫保民間試驗的目的之一就是給政府提供樣本選擇。比如，國家或許可以優先考慮針對兒童，建立高水平的大病保障制度。”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副秘書長韓克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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